数字货币立法难点

① 失信被执行人能用数字货币吗

事实上现在货币平台共享者接受转账时要求提供银行卡流水记录，短期转入不了太多，老赖都是几十上百万起步，转到猴年马月能转移完

② 目前所有的数字货币，没有法律保障、不被国家认可、不可流通，单凭局部人群所谓的共识，有没有未来

未来现金使用量的下降可能会加速中央银行在央行数字货币领域的努力。欧洲央行认为也是这样的趋势。

③ 中国物联网央行数字货币的业务拓展中将会碰到哪些常见问题将如何解决

1 法定数字货币框架需要非银行支付机构参与
法定数字货币尚无统一概念。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将“数字货币”定义为“一种仅仅通过电子方式存在的支付方式……可以被用来购买实体商品和服务”……包括“私人的数字货币”和“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比英格兰银行更进一步，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在多个公开演讲中明确了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多重内涵：法定的、加密信用货币，采用了一系列的算法，并且在支付功能上衍生出更多智能化功能。
为此，央行设计了一套“一币两库三中心”的系统架构，即：以数字货币为中心，设计发行库和存款库，搭配认证中心、大数据分析中心以及登记中心。央行数字货币奉行央行发行、商业银行账户流通的方式，发行库存放人民央行存放数字货币，存款库是商业银行存放央行数字货币的数据库。认证中心对机构和用户身份进行集中管理；登记中心完成央行数字货币全生命周期以及权属登记；大数据分析中心实现反洗钱、反恐怖融资、指标检测分析等目标。
商业银行是法定数字货币框架的重要节点，扮演着肩负央行数字货币流通的重要角色。在中国非银行支付机构已经占据一定市场份额的情况下，让非银行支付机构作为商业银行的补充参与数字货币运行框架是更优选择。原因在于：第一，第三方支付机构可以帮助商业银行实现法定数字货币推广。在商业银行内部，法定数字货币和实物货币存在竞争关系。社会公众倾向于将现金账户中的数字货币兑换成传统货币以换取收益，以商业银行推广数字货币的目标难以实现；第二，第三方支付机构可以避免商业银行重复建设支付应用场景。与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同，目前商业银行的支付场景相对缺乏多元化，再造支付应用场景将会造成资源浪费，同时非银行支付机构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将被浪费；第三，第三方支付机构可以适当降低商业银行运营成本。商业银行一方面需要为央行数字货币服务进行必要的软件和硬件升级；另一方面要继续做好传统人民币的存取服务。两套系统同时运营将会增加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第四，第三方支付机构可以促进商业银行支付工具建设和通道整合。在法定数字货币框架中，商业银行提供的支付工具单一和支付通道复杂可能会降低社会公众使用法定数字货币的积极性。
2 法定数字货币的出现重塑非银行支付机构的角色
在与商业银行的合作过程中，各类非银行支付机构扮演着四类角色。第一类，账户管理者角色。非银行支付机构不能经营存贷款业务，其支付账户中的金额不属于存款，社会公众更容易接受非银行支付机构充当“数字钱包”的角色。同时，非银行支付机构在数字货币钱包及其终端等系统的开发和运营上具备丰富的经验，有利于央行数字货币的顺畅管理、使用，也不用担心存在非银行支付机构挪用资金的风险。第二类，支付服务提供者角色。非银行支付机构拥有包括移动支付、跨境支付、农村支付等在内的大量场景开发、运营经验，和基于场景的支付市场的相对较大占有率。一方面，有实力的非银行支付机构可以智能法定数字货币为基础开发出多种产品来满足用户的兑换、支付、存储及相关衍生需求；另一方面，非银行支付机构可以利用丰富的场景促进法定数字货币的推广使用。例如在消费者想要通过央行数字货币进行投资时，非银行支付机构凭借着传统货币投资支付服务的经验和升级的数字钱包，完全可以胜任数字货币投资的专门支付服务提供者角色。第三类，系统建设服务提供者角色。全国支付清算体系的核心国家处理中心（NPC）和各省（直辖市）支付清算体系的核心城市处理中心（CCPC），将会在法定数字货币框架下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在法定数字货币和传统货币长期并存的时期，NPC和CCPC将是双重重要节点。具有较强技术能力的非银行支付机构可以作为法定数字货币框架下的次要验证节点对多中心、分布式的系统架构进行补充，继续与NPC和CCPC完成对接。
3 非银行支付机构与法定数字货币系统的技术对接
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创新伴随着与法定数字货币体系对接展开，覆盖数字货币产生、储存、使用、回笼全过程。在此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是基础层技术的对接和交易模块的对接。基础层技术对接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基础安全技术方面，非银行支付机构作为移动终端交易形式的提供方，需要应用终端安全模块技术，对接统一加解密系统，提供安全存储和加解密运算的载体，为数字货币提供有效的基础性安全保护。第二，在数据安全技术层面，非银行支付机构作为整个支付体系的一环，在交易传输上，应采用官方统一规定的密文+MAC/密文+HASH的技术方式传输数字货币信息，以确保信息的保密性、安全性、不可篡改性。第三，在交易安全技术层面，非银行支付机构作为参与记账的高级节点，在交易进行中采取盲签名技术保证数字货币的可控匿名性，并通过流水号、时间戳等多种方式杜绝重复支付的可能；并通过加解密、数字签名、身份认证等防伪方式确保交易的真实性。
在与交易模块对接时，非银行支付机构应当做到：第一，与认证中心对接，获取相关数字证书，以及用户身份信息；第二，与可信服务管理模块对接，以便获取数字货币的使用功能；第三，与发行系统与储存系统对接，通过银行库进行数字货币的申请和兑换；第四，与交易通信模块对接，保证用户能基于在线交易通信通过交易网络在智能终端实现在线支付；第五，与登记中心对接，通知记录数字货币交易流水，以完成央行数字货币产生、流通、清点核对及消亡过程的登记。
4 非银行支付机构与法定数字货币系统的场景对接
非银行支付机构的场景对接基于其自身角色的转化。法定数字货币是算法货币、智能货币，因此业务创新和场景拓展是法定数字货币系统的应有之意。非银行支付机构能够实现的场景对接主要体现四个方面。
第一，赋能金融行业，化解金融场景化服务局限。目前，金融场景化服务存在着业务建模不具备普适性、不同主体存在不同管理要求以及参与主体系统对接成本高等局限。非银行支付机构对接法定数字货币的底层技术，通过研发智能合约建立资金流向、触发条件、价值变化规则、收益权登记等行为信息以及对应的资金信息（金额、账户、币种等），化解金融场景化服务的现有局限。非银行支付机构应用数字货币的原子属性和智能合约的原子交易“组装”成业务模型，无需针对不同业务场景单独开发平台，并避免了行业平台垄断、信息不公开等问题。
第二，拓展使用场景，提升用户使用体验。非银行支付机构可以在现有支付场景丰富的基础上，不断根据法定数字货币的特点拓展使用场景，满足用户的兑换、支付、存储及相关衍生需求。同时，通过聚合应用，用户可以使用非银行支付机构的App对接大量场景和服务。
第三，提升资金安全，打造通用数字钱包。非银行支付机构可以提供数字钱包服务，通过自身技术打造符合安全标准的数字钱包，保证用户资金安全。可选择的方法包括：央行与非银行支付机构合作开发一个统一的通用版数字钱包应用，或者授权若干符合资质的非银行支付机构，提供通用版数字钱包服务的权限。数字钱包可以实现用户在各个商业银行的资金甚至在各非银行支付机构的自有账户里的留存资金与法定数字货币的相互兑换。从实现角度来讲，同时，商业银行传统账户体系还可以绑定非银行支付机构数字货币钱包，达到传统账户绑定数字货币钱包的联合管理。
第四，助力跨境结算，搭建安全可靠跨时区联盟链。非银行支付机构可以深度参与法定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系统。至少在两个方面可以实现与商业银行、央行的合作。第一，可用支付标准及工具。非银行支付机构参与标准和工具的研究与设立，实现技术上的对接可能。第二，跨境支付业务系统。以央行牵头、商业银行、有资格的非银行支付机构参加的业务系统将会有助于实现高效跨境支付。
5 非银行支付机构与法定数字货币的法律框架对接
完善的法律体系是数字货币系统运行的重要保障。其中有几个焦点问题需要回答。第一，如何确定法定数字货币所有权？这是一切法定数字货币法律行为开展的基础。第一种思路，认为法定数字货币是无形物，作为特殊动产，适用《物权法》的规定。例如人民银行条法司司长刘向民认为，“解决数字货币的所有权转移问题，也应紧紧围绕所有权的公示方式展开。”第二种思路，认为数字货币是电磁记录，适用数据转移与交易的法律。数字货币的本质是电磁记录，电磁记录内容的转移记录在数字货币技术架构的节点中。以节点记录的变化作为所有权转移的标准。第二，如何保护个人信息安全？个人信息安全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基本问题。除了通过立法强制要求提高技术安全等级之外，还应当明确法定数字货币系统中的各类主体的数据权利。第三，如何规制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问题？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的问题是货币法律框架的必要内容。技术层面上，法定数字货币体系应当包括相应的帮助识别、处置与洗钱、恐怖融资的相关机制的技术架构。法律层面上，特定参与者应当具备身份识别信息、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交易记录查询等权利。
我们认为，在构建我国法定数字货币法律框架时还应当考虑在以下方面规制非银行支付机构。第一，非银行支付机构的法律权利与义务。在法律上明确非银行支付机构的法定数字货币参与者身份，搭建技术——业务双层权利义务体系。技术层面，非银行支付机构作为次要验证节点，可以根据中央银行明确授权下进行代码修改、节点操作、架构存储、交易验证等等；业务层面，非银行支付机构作为商业银行角色的补充，遵守法定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的“均一化”管理，但是在支付之外的场景创新上，充分给予空间，以实现“负责任的创新”。第二，非银行支付机构应当遵守国家关于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一般立法。在法定数字货币法律框架中，还应当遵守相关数据保护与个人信息安全的特殊规定。第三，非银行支付机构在扮演出支付服务提供商以外其他角色时会创设许多的新型商业模式，其权利义务应当按照商业法律规范和数字货币法律框架进行双重规制。
法定数字货币是未来金融发展的趋势。更多的参与主体将会从法定数字货币的智能、加密等属性中获益，创造出更多的应用场景，促进全社会经济的健康、稳定、快速、有活力发展。未来我司也将会持续关注该领域的相关问题并主动配合监管机构，进一步参与科研、金融、互联网等各行业研究，全力支持央行推动构建中国法定数字货币体系，推动新金融时代的发展。

④ 多地推进数字人民币试点，数字货币推广会面临着哪些困难

数字货币在推广的过程中，最为关键的还是技术应用，因为对于目前的整个数字货币来说，它的本质就是一项数字加密火币，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相应的技术设施和相应的技术产业的话，那么对于大多数数的数字货币在推行的过程中就会变得阻力重重。

并且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数字货币在推广的过程中，更为关键的还是要保证数字货币的安全性和加密性，因为对于整个数字货币来说，它的生命线就是它的保密性和安全性，相比于普通的实物货币来说，他如果再进行丢失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挂饰手段来保证自己的财富不外流，并且国家也能够通过数字货币的安全性和加密性来实施控制整个金融领域的货币数量，通过建造方式来达到控制整个金融系统的最终目的。

⑤ 数字货币发展成焦点，数字货币在推广中可能遇到啥困难

数字货币发展成焦点，数字货币在推广中可能遇到啥困难：

1.数字货币的安全性是否完善；

2.骗子可能利用数字货币欺骗老年人；

3.数字货币在农村等地方是否可以普及。

数字货币作为新兴产业受到了很多人关注，数字货币在我国也慢慢开始推广，数字货币很多人还不是很了解，数字货币的发展也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数字货币在推广中安全性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因为数字货币可以离线交易，这就导致有些犯罪分子可能会盗刷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处于初步阶段，很多骗子可能欺骗老年人，没有防骗经验的老人可能会损失惨重；最后就是数字货币是否能够在农村等相对科技不是很发达的地方使用，这都是我担心的问题。

三、数字货币是否能够在科技不发达的农村等地方推广

数字货币因为可以离线交易，数字货币的便捷性就非常高，那么在农村等偏远地区，数字货币是否可以普及，普及之后怎么让他们接受，这都是推广数字货币可能面临的问题。

⑥ 加密数字货币征税大潮或开启，将会有哪些利弊呢

2020年极大可能开启加密数字货币的征税大潮，现在数字经济成为潮流，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加密数字货币带来的挑战。而加密数字货币的征税制度就成为了其中一个大方向。

加密数字货币征税大潮为何在2020

首先从2019年至2020年的加密数字货币市场的数据来总结，据得得智库数据显示，截止北京时间2019年12月31日24时，全球加密数字货币市场总市值为 1927.69 亿美元，2019年全年共计上涨53.35%。

截至2020年1⽉5⽇，全球加密数字货币市场共有数字货币4993种，总市值共计1997.68亿美元。与2019年年初的1257.08亿美元的总市值相⽐，整个加密数字货币市场上涨了740.6亿美元，同比上涨58.91%。

由此可以看出加密数字货币市场正在全球范围逐步扩大，尤其是2019年涨幅明显，数字化趋势已经势不可挡。

2019年虽然Libra是非常值得热议的海外项目，但中国区块链技术的进展和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则在另一角度也牵动着各国政府和业内人士的心。

Libra的研发带来了巨大冲击，在中国引领之下，全球各国政府陆续对央行数字货币进行了表态，同时也公布了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研发的进展，全球各国央行数字货币呼之欲出。

央行数字货币的刺激加上全球加密数字货币市值的显著提升，全球各个国家不得不加快对加密数字货币市场的管理。如何对加密数字货币市场有更加合规的管理，加密货币征税制度的完善仿佛成为了对加密数字货币市场管理的重要一环。

各国加密数字货币税收政策逐渐完善

2月14日一则美国国税局，免去纳税人使用加密货币进行游戏交易的纳税义务的消息，就不胫而走。也让大家对各国对于加密数字货币的纳税政策有了很大的关注。

美国：国税局免去纳税人使用加密货币进行游戏交易的纳税义务

美国在2014年就发布了“2014-21号通知”，其通知警告加密货币持有人如果不为加密交易缴纳税款，将受到处罚。

2019年10月，美国国税局（IRS）发布了有关加密货币的税收指南并明确表示，出于联邦所得税的目的，仅在投资者能够处置其持有的资产时才识别空投/分叉的代币。

一旦纳税人获得了转让，出售或交换加密货币的能力，则即将被视为接受加密货币。当通过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交易时，应税交易的价值就是平台以美元记录的金额。此外，纳税人的买卖价格将确定收益或损失是否已发生及其持续时间。

2020年2月美国国税局(IRS)修改了其网页上的措辞，美国纳税人已经免除了使用加密货币进行游戏交易的纳税义务。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局（GAO）的一份报告，美国纳税人对于如何处理加密货币持有和交易仍处于迷雾之中。认真对待数字资产避税，2020年税务申报变重要。

英国：认真对待数字资产避税，2020年税务申报变重要

2018年，英国数字资产特别工作组提交了一份特别报告后，首份加密数字货币指南问世了。指南阐明了英国税务及海关总署如何看待加密数字货币的一些重要细节。许多人认为这份指南是对加密数字资产采取更严格的征税措施的前奏。

2019年11月英国再一次发布了针对企业的新加密货币税收指南。英国税务及海关总署还向一些主要的数字资产交易所中心(包括比特币公司)发送了请求，以获取交易所中英国投资者在2019年8月份的交易信息。英国税务及海关总署似乎在很认真对待数字资产避税一事。这意味着，2020年税务申报将变得尤为重要。

泰国：泰国将对加密数字货币征税立法

2019年11月25日，泰国税务总局局长Patchara Anuntasilpa在接受《曼谷邮报》采访时表示，泰国税务部门将通过引入基于区块链的退税系统来改变目前的退税做法，并希望在2020年年中实施该系统。

根据上个月外媒报道称：泰国的财政部长Apisak Tantivorawong宣布了泰国政府对加密数字货币采取的税收框架问题，此次泰国政府对泰国加密数字货币的税收范围非常广阔，涵盖所有的加密数字货币投资回报以及零售交易。

投资者需要在加密数字货币交易后支付7%的增值税，除此之外还需要缴纳15%的资本利得税。目前泰国内阁已经批准了2项关于加密数字货币交易的法令草案。

韩国：预计2020年开始对加密货币交易征税

据《韩国时报》报道，对于出售加密数字资产所得的资本收益，2019年时还没有直接的征税框架。韩国经济和财政部正在制定这项措施，从2020年开始，它将成为税收法案。

韩国经济部某官员表示：“相关的讨论已经开始。修订后的法案将于2020年的上半年起草。”

韩国国民议会也一直在研究一项加密货币税收法案。最终的法案将增加加密数字货币交易过程各个环节的透明度。但可以肯定的是，韩国将对出售加密数字资产的资本收益征税。

中国：法院描述比特币为虚拟资产，中国税务机关或出台加密税收政策

2019年7月一家中国法院正式将比特币描述为虚拟财产，从而获得了法律认可。

这一裁决是一家现已关闭的交易所与一名损失资金的用户之间纠纷的一部分。 目前，中国还没有关于加密税收的具体规定，但法院对加密货币作为一种资产的关注，可能会促使中国税务机关出台加密税收政策。2020加密数字货币市场持续火爆，中国出台加密数字货币税收政策也许就在今年了。

除以上国家在加密数字货币的征税政策方面，2020年有计划或者已经行动。其它很多国家也早就针对加密数字货币出台了相关征税政策。

其中包括百慕大，伊朗，法国，新西兰，日本等多个国家都颁布了加密货币的税收政策。当然也有一些国家表示暂时不会对加密数字货币市场进行征税。

加密数字货币征税的“利”与“弊”

对于加密数字货币征税的问题，很多人都提出了疑问，大家认为加密货币的匿名性意味着很少有人知道交易的发送者或接收者。

但是，政府税收和其他管理人员都倾向于交易所引入KYC（Know Your Customer，即了解你的客户）的指导方针，然后再要求获取这些记录。这样就会导致大家的身份暴露，没有了区块链最初所提出的隐匿性。

这也确实是一个弊端，但其实绝对的自由就是隐患了，现在的世界文明是我们经过几千年的实践才获取的，而各个国家的监管和法律正是其中维护社会文明和制安的重中之重。其实去中心化并不代表绝对的去中心化。

目前各国相关政策其实并没有完善，可能最终会达成全球默认规则，但这需要基于加密货币的业务积累，然后用某种分配方式将这些税收按司法管辖区来分配。

换个方式想一想，其实各国对于加密数字货币的税收政策恰恰代表了加密数字货币正在逐渐得到世界的认可，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数字货币的合法性，国家的监管也对用户有了更大的保障。

现在加密市场的严谨性无法与法币市场相媲美，并且有匿名化的特性，数字货币经常被用于走私、贩毒、洗钱、地下交易等领域，一直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加密数字货币交易在全球的接受度也在不断提升，交易量及交易数额逐渐增大，对其进行有效地监管是各级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作为重要的监管手段，合理地税收政策自然会被提上日程。

2020年加密数字货币市场应该会得到更大的关注和普及，而全球也极有可能开启针对加密数字货币税收政策的大潮。

⑦ 数字货币交易所合法吗

加密货币（英文：Cryptocurrency，常常用复数Cryptocurrencies，又译密码货币，密码学货币）是一种使用密码学原理来确保交易安全及控制交易单位创造的交易媒介。 加密货币是数字货币（或称虚拟货币）的一种 。比特币在2009年成为第一个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这之后加密货币一词多指此类设计。 自此之后数种类似的加密货币被创造，它们通常被称作altcoins。 加密货币基于去中心化的共识机制 ，与依赖中心化监管体系的银行金融系统相对。
去中心化的性质源自于使用分布式账本的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
中文名
加密货币
外文名
Cryptocurrency
领域
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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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以外的加密货币
比特币以外的密码货币，又称为山寨币、竞争币（英语：altcoin），部分是参考比特币思想、原理、源代码产生的，与比特币相似的虚拟货币，有800种以上的密码货币在流通。
2017年2月到4月期间，山寨币总和占密码货币市场总值比例，由15%提高到接近40%。
由于比特币本身并没有权威的发行机构和国家政权来维持其权威性、唯一性，比特币与其模仿者之间只能平等地相处，虽然其是最早的虚拟货币，也是最知名、人们最熟悉的，也具有最大的用户网络社区，具有很强的网络效应，大部分时间也是市值最高的密码货币，但是并不具有绝对排它的地位。[1]

⑧ 求一篇关于法律论文

浅谈无效合同的情形及后果
合同无效的情形：
我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具体而言：
(一)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根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条之规定，所谓欺诈是指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是在受欺诈人因欺诈行为发生错误认识而作意思表示的基础上产生的。
因欺诈而为的民事行为，是行为人在他方有意的欺诈下陷于某种错误认识而为的民事行为。构成欺诈应具备如下条件：一是必须有欺诈人的欺诈行为。欺诈行为是能使受欺诈人陷于某种错误，加深错误或保持错误的行为。主要表现情形有三种，即捏造虚伪的事实、隐匿真实的事实、变更真实的事实。二是必须有欺诈人的欺诈故意。欺诈故意是由于欺诈人的欺诈行为而使他人陷于错误，并基于此错误而为意思表示的故意。三是必须有受欺诈人因欺诈人的欺诈行为而陷入的错误。这里所说的“错误”，是指对合同内容及其他重要情况的认识缺陷。传统民法认为，构成欺诈必须由受欺诈人陷入错误这一事实，受欺诈人未陷入错误，虽欺诈人有欺诈故意及行为，在民法上不发生欺诈的法律后果。四是必须有受欺诈人因错误而为的意思表示。所谓受欺诈人因错误而为的意思表示，即错误与意思表示之间有因果关系。错误的认识必须是进行意思表示的直接动因，才能构成欺诈。五是欺诈是违反了民事活动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人们在民事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
根据《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的规定，所谓胁迫，是以给公民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相对方作出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行为。胁迫也是影响合同效力的原因之一。
胁迫构成应当具备如下条件：一是必须是胁迫人的胁迫行为。所谓胁迫行为是胁迫人对受胁迫人表示施加危害的行为。胁迫行为在《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9条已规定清楚。二是必须有胁迫人的胁迫故意。所谓胁迫故意，是指胁迫人有使表意人(受胁迫人)发生恐怖，且因恐怖而为一定意思表示的意思。即包含两层含义：须有使受胁迫人陷于恐怖的意思和须有受胁迫人因恐怖而为一定意思表示的意思。三是胁迫系属不法。所谓不法，情形有三种：有目的为不法，手段也为不法者;目的为合法，手段为不法者;手段为合法，而目的为不法者。四是须有受胁迫人因胁迫而发生恐怖，即受胁迫人意识到自己或亲友的某种利益将蒙受较大危害而产生恐怖、恐惧的心理。若受胁迫人并未因胁迫而发生恐怖，虽发生恐怖但其恐怖并非因胁迫而发生，都不构成胁迫。五是须有受胁迫人因恐怖而为意思表示，即恐怖和意思表示之间有因果系，这种因果关系构成，只需要受胁迫人在主观上是基于恐怖而为意思表示即可。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五个要件，方可构成胁迫。
依《合同法》第52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等手段订立的合同，只有在有损国家利益时，该合同才为无效。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所谓恶意串通，是指当事人为实现某种目的，串通一气，共同实施订方合同的民事行为，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损害的违法行为。
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司法实践中并不少见，诸如，债务人为规避强制执行，而与相对方订立虚伪的买卖合同、虚伪抵押合同或虚伪赠与合同等;代理人与第三人勾结而订立合同，损害被代理人的利益的行为，亦为典型的恶意串通行为。该类合同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因而也具有违法性，对社会危害也大、是故，《合同法》将《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4)项所规定的“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纳入到无效合同之中，以维护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维护正常的合同交易。
恶意串通而订立的合同，其构成要件是：一是当事人在主观上具有恶意性。即明知或者知其行为会造成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损害，而故意为之。二是当事人之间具有串通性。串通是指相互串连、勾通，使当事人之间在行为的动机、目的、行为以及行为的结果上达成一致，使共同的目的得到实现。在实现非法目的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后，当事人约定互相配合或者共同实施该种合同行为。三是双方当事人串通实施的行为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恶意串通的结果，应当是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法律并不禁止当事人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中获得利益。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在谋求自己的利益的同时而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的利益的时候，法律就要进行干预。
恶意串通所订立的合同，是绝对无效的合同，不能按照《合同法》第58条规定的一般的绝对无效合同的原则处理，而是按照《合同法》第59条的规定，将双方当事人因该合同所取得的财产，收归国有或者返还集体或者个人。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也称为隐匿行为，是指当事人通过实施合法的行为来掩盖其真实的非法目的，或者实施的行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是在内容上是非法的行为。
当事人实施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行为，当事人在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上，并不是违反法律的。但是这个形式并不是当事人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是当事人的真实意图，而是通过这样的合法形式，来掩盖和达到其真实的非法目的。因此，对于这种隐匿行为，应当区分其外在形式与真实意图，准确认定当事人所实施的合同行为的效力。
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而订立的合同，应当具备下列要件：一是当事人所要达到的真实目的或者其手段必须是法律或者行政法规所禁止的;二是合同的当事人具有规避法律的故意;三是当事人为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采用了合法的形式对非法目的进行了掩盖。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在法律、行政法规无明确规定，但合同又明显地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时，可以适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条款确认合同无效。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是指当事人在订约目的、订约内容都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合同法解释》第4条明确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需要说明的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的合同，当事人在主观上是故意所为，还是过失所致，均则非所问。只要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则就确认该合同无效。笔者认为根据《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精神，对无效合同的确认原则可概括为：法律、行政法规明文规定合同为无效的，则该合同无效;反之，则了合同有效。
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
(一)合同无效追溯既往的效力
我国《合同法》第56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由此可见，合同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以后，其结果是该合同自始无效。这就是合同无效的溯及既往的效力。无论是绝对无效的合同还是相对无效的合同，均是如此。
在司法实践中，有些合同的部分内容无效，而其他能够独立存在的部分的内容仍符合有效要件时，那么无效部分被确认无效后有效部分继续有效，但其前提是有效部分能够独立存在，其与无效部分并无牵连关系，如果确认合同部分无效将影响有效部分的效力时，合同仍应当全部无效。)如在买卖合同中，双方当事人约定金担保条款时，若约定定金的比例超过合同总标的额的20%时，则超过部分无效，而并非是定金条款全部无效。此即为合同部分无效。又如行为人为倒卖金银、枪支弹药而订立的合同，该合同内容在性质上已根本违反了法律规定，因而应确认整个合同无效。
(二)合同无效不影响解决争议条款的效力
《合同法》第57条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认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面的条款的效力。”该条款表明，合同中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具有相对独立性，不因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而失去其效力。
“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主要包括如下儿种形式：一是仲裁条款。仲裁条款是仲裁协议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当事人在合同约定的用仲裁方式解决双方争议的条款。我国对合同争议采取或裁或审制度，仲裁条款有排除诉讼管辖的效力。二是选择受诉法院的条款。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在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三是选择检验、鉴定机构的条款。四是法律适用条款。五是关于协商解决争议的条款。
(三)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
《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规定了两个条文。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59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1.返还财产。返还财产，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以后，对已经交付给对方的财产，享有返还财产的请求权，对方当事人对于已经接受的财产负有返还财产的义务。返还财产有以下两种形式：
第一，单方返还。单方返还，是指有一方当事人依据无效合同从对方当事人处接受了财产，该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返还财产;或者虽然双方当事人均从对方处接受了财产，但是一方没有违法行为，另一方有故意违法行为，无违法行为的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返还财产，而有故意违法行为的一方当事人无权请求返还财产，其被对方当事人占有的财产，应当依法上缴国库。单方返还就是将一方当事人占有的对方当事人的财产，返还给对方，返还的应是原物，原来交付的货币，返还的就应当是货币;原来交付的是财物，就应当返还财物。
第二，双方返还。双方返还，是在双方当事人都从对方接受了给付的财产，则将双方当事人的财产都返还给对方接受的是财物，就返还财物;接受的是货币，就返还货币如果双方当事人故意违法，则应当将双方当事人从对方得到的财产全部收归国库。
2.折价补偿。折价补偿是在因无效合同所取得的对方当事人人的财产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时，按照所取得的财产的价值进行折算，以金钱的方式对对方当事人进行补偿的责任形式。
3.赔偿损失：根据《合同法》第58条之规定，当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如果由于一方或者双方的过错给对方造成损失时，还要承担损害赔偿贪任。此种损害赔偿责任应具备以下构成要件：(1)有损害事实存在(2)赔偿义务人具有过错。这是损害赔偿的重要要件。(3)过错行为与遭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
如果合同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依第58条的规定，双方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即适用过错的程度，如一方的过错为主要原因，另一方为次要原因，则前者责任大于后者;此所谓过错的性质如一方系故意，另一方系过失，故意一方的责任应大于过失一方的责任。
因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一方当事人因此受到损失，另一方当事人对此有过错时，应赔偿受害人的损失，这种赔偿责任是基于缔约过失责任而发生的。这里的“损失”应以实际已经发生的损失为限，不应当赔偿期待利益，因为无效合同的处理以恢复原状为原则。
4. 非民事性后果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后，除发生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民事性法律后果外，在特殊情况下还发生非民事性后果。《合同法》第59条具体规定了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发生追缴财产的法律后果，即将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所取得的财产追追缴回来，收归国家或返还给受损失的集体、第三人。收归国有不是一种民法救济手段，而是公法上的救济手段;一般称为非民法上的法律后果。依《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民法通则》第61条第2款“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的解释，应追缴财产包括双方当事人已经取得的财产和约定取得的财产，体现了法律对行为人故意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范的惩戒。

⑨ 数字货币存在哪些风险

数字货币简称为DIGICCY，是英文“Digital Currency”（数字货币）的缩写，是电子货币形式的替代货币。数字金币和密码货币都属于数字货币（DIGICCY） 。
数字货币是一种不受管制的、数字化的货币，通常由开发者发行和管理，被特定虚拟社区的成员所接受和使用。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将虚拟货币定义为：价值的数字化表示，不由央行或当局发行，也不与法币挂钩，但由于被公众所接受，所以可作为支付手段，也可以电子形式转移、存储或交易。
根据《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境内没有批准的数字货币交易平台。根据我国的数字货币监管框架，投资者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拥有参与数字货币交易的自由。

温馨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在投资之前，建议您先了解一下项目存在的风险，对项目的投资人、投资机构、链上活跃度等信息了解清楚，而非盲目投资或者误入资金盘。投资有风险，入市须谨慎。
应答时间：2020-12-11，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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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数字货币在中国何时立法

2021年2月4日人民币数字货币正式立法，民法典加密数字货币是合法的,2021年1月1日,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