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数字货币课题

『壹』 如何写邮件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要数据

您好，您可以直接到北京大学官网找寻北京大学的邮箱地址，然后进行邮件发送即可。
2015年10月，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InstituteofDigitalFinance,PekingUniversity）经北京大学校长办公会批准正式成立，挂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心致力于开展对数字金融、金融科技、普惠金融、金融改革等领域的学术研究，向社会提供权威的科研成果，为行业发提供理论指导，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参考。自成立以来，中心研究人员已经独立或联合开发、发布了四个数字金融方面的指数。此外，中心开展了关于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实践、个人征信体系建设、商业银行应对互联网金融转型策略、个体网络借贷平台的风险、大数据金融等多项课题研究，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中心在2016年支持ChinaEconomicJournal出版了一期关于互联网金融研究的专刊。此外，中心还出版了《互联网金融十二讲》《数字普惠金融的中国实践》《金融科技的中国时代：数字金融12讲》《蚂蚁金服：从支付宝到新金融生态圈》等图书。2017年，中心创设了“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新金融书系”，力图打造兼具理论、实践、政策价值的权威性书系品牌。

『贰』 普惠金融是由谁提出的

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这一概念由联合国在2005年提出，是指以可负担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是其重点服务对象。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焦瑾璞副局长于2006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小额信贷论坛上，正式使用了这个概念。
2012年6月19日，原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墨西哥举办的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指出：“普惠金融问题本质上是发展问题，希望各国加强沟通和合作，提高各国消费者保护水平，共同建立一个惠及所有国家和民众的金融体系，确保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民众享有现代、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 这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正式使用普惠金融概念。
普惠金融重视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普惠金融就是面向低收入人群的公益活动。中国银行业协会党委书记潘光伟指出，普惠金融不是慈善和救助，而是为了帮助受益群体提升造血功能，要坚持商业可持续原则，坚持市场化和政策扶持相结合，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确保发展可持续。

『叁』 为什么选普惠金融和互联网金融这个课题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肆』 我国数字货币发展现状及趋势

1、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位居世界第二。截至2020年底，我国网民规模增长到9.89亿，互联网普及率提升到70.4%，已建成5G基站71.8万个，5G终端连接数据超过2亿。我国庞大的数字经济规模和较高的互联网普及率，以及电子支付尤其是移动支付快速发展，为研发和推广数字人民币创造了有利条件。
2、重要的是，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成为催生发展新动能的重要驱动力。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培育和壮大发展新动能，全方位提升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亟需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新兴技术为依托，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不失时机地推出数字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讲，数字人民币的诞生是顺应技术进步和时代潮流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打造我国数字经济新优势，并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竞相着手推出数字货币的大趋势中掌握先机。
3、目前，我国数字人民币布局已取得阶段性进展。早在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就成立法定数字货币研究小组，开始对发行框架、关键技术、发行流通环境及相关国际经验等进行专项研究。2016年，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完成法定数字货币第一代原型系统搭建。2020年5月初，央行发行数字货币进入试点阶段，截至2020年8月底，数字人民币在全国共落地试点场景6700多个，覆盖生活缴费、餐饮服务、交通出行、购物消费、政务服务等领域；此外，数字人民币也将在明年冬奥会场景进行内部封闭测试。
4、数字人民币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主要定位于现金类支付凭证（M0），其具备货币的价值尺度、交易媒介、价值贮藏等基本功能，与实物人民币一样是法定货币，以国家信用为支撑，具有法偿性。考虑到我国国情以及居民的支付习惯、年龄结构、安全性需求等因素，实物人民币将不会消失，数字人民币将与实物人民币长期并存，而且两者都是央行对公众的负债，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经济价值。 与一般电子支付工具相比，数字人民币既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两者虽都是一种方便公众的支付工具，但数字人民币更加便捷，可以实现双离线支付，即便网络信号不佳的情形下也能完成支付交易。数字人民币的优势还在于它是国家法定货币，以国家信用为支撑，是安全等级最高的资产。
5、此外，数字人民币具有可控匿名功能，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用户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上述数字人民币的优势是一般电子支付工具所不具备的。可以说，数字人民币和一般电子支付都可应用于日常支付，但两者不是竞争和取代关系，数字人民币是借鉴电子支付技术和经验，为公众提供一种新的通用支付方式，以提升金融普惠水平为宗旨，对现有支付体系形成了有益补充。所以，与和实物人民币之间的关系一样，数字人民币也将和一般电子支付工具长期并存。
6、当前，我国数字人民币的探索走在了世界前列，初步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尚处在试点测试阶段，距离真正落地还需一定时间。数字人民币相关的法律框架和制度体系建设、金融基础设施与运营技术路线的统筹协调、基于数字人民币的金融新业态发展、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数字人民币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化等，都是下一阶段数字人民币发展在理论与实践方面需要认真研究和探索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数字人民币是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助推器，在网络技术和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推动下，在中国不断提升的经济实力支撑下，数字人民币的未来大有可期。

『伍』 央行的数字货币到底解决了什么现实问题

在我国当前经济新常态下，探索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发行数字货币可以降低传统纸币发行和流通的高昂成本，提升经济交易活动的便利性和透明性，减少洗钱、逃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提升央行对货币供给和货币流通的控制力，更好地支持经济和社会发展，助力普惠金融的全面发展。

未来，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建立还有助于我国建设全新的金融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支付体系，提升支付清算效率，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陆』 数字化币是什么

“数字货币”这个词或许挺陌生，但近几年被炒得挺热的“比特币”，应该有不少人听说过。哦，原来是它呀。不过，是它，也不是它。且听，视点君这个初学者来说说。

同样与互联网技术紧密相关，同样有着支付和流通的属性，央行的“数字货币”和比特币有着密切联系。但比特币是一种数字货币，但数字货币不仅仅比特币这一种形式。尽管现在央行的“数字货币”的面纱还没有掀起，但和比特币必定有很多不同之处。

首先，发行方不同。

货币大多有一个发行方，比如咱们人民币就是由央行统一印制、发行的。但比特币没有一个集中的发行方，而是基于一种算法随机生成，任何人都可以开采、购买、出售或收取比特币。

其次，获取方式不同。

比特币是一些掌握算法的人不懈“开采”出来的，这些名副其实的IT高手，需要用电脑搜寻64位的数字，然后通过反复解谜密与其他淘金者相互竞争，为比特币网络提供所需的数字，获得相应的比特币。

但是国家发行的数字货币势必得面向全国人民，而非一些网络高手。在国家努力达到普惠金融目标时，怎可能只为互联网高手们量身打造一款货币？国家版的“数字货币”势必要助力普惠金融的实现，面向最广泛的群体。

另外，定价不同。

面对越来越难“挖”的比特币，不少高手像升级打怪一样越发精力充沛。随着“挖掘”难度不断增加，比特币的价格也不断飙升，也高低起伏波动较大。

一款国家货币得尽力保持自身稳定，定价自然不可能根据获取的难易性，像收藏品一样，因为稀缺性定价。

此外，使用范围不同。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均未承认比特币的货币属性。可能一些机构表示接受比特币捐款，一些超市也曾表示可以用比特币支付，但是这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

作为一个国家发行的数字货币，一定要能满足最大范围的支付需求，尤其是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的演进，全球支付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央行的数字货币需要满足全球支付需求。

如果说央行的“数字货币”与比特币有着天壤地别，那么与虚拟货币相比，又有何不同？

用过QQ的人应该很熟悉Q币了，给QQ头像换身衣服，给QQ空间换个背景要使用Q币，而腾讯不少网络游戏也需要Q币充值。像这样，基于网络产生的虚拟货币还有很多，比如网络公司的网络币，游戏公司的充值点券等。

就适用范围而言，这些网络货币大多用于游戏充值，购买装备道具，不能进行线下支付；就兑换方式而言，原则上只能用真实货币购买虚拟货币，但不允许将虚拟货币转化成真实货币；就发行而言，是由企业自身推出，有些像“代金券”性质，而非真正的货币。

所以，尽管央行的“数字货币”发行不可避免需要在互联网进行支付交易，但是原理和方式和虚拟货币并不相同。

特别是当下，不少企业在发行虚拟货币时，由于自身风险防控和安全意识不足，为一些不法分子留下银行卡盗刷销赃、洗钱的可乘之机。如果央行的“数字货币”发行后，是否会替代这些网络虚拟货币，使得网络支付环境更加安全、健康、透明，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柒』 央行争取早日发行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有何好处

发行数字货币可以有效降低传统纸币发行、流通的高昂成本，提升经济交易活动的便利性和透明度;可减少洗钱、逃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提升央行对货币供给和货币流通的控制力，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普惠金融全面实现;有助于建设全新的金融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支付体系，提升支付清算效率，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等。

『捌』 为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智慧银行应当如何做

2018年中国银行业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 五大方面揭露发展，融合大技术自我创新改革

中国银行业发展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40年，人们充分享受到了银行业改革开放释放的红利。银行体系也从最初的大一统格局逐步发展成为多元化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体系，发展模式从最初的粗放式规模比拼，走向了如今的创新推动、精耕细作。

在并不久远的上世纪90年代末，四大国有银行还受困于1.4万亿不良贷款，曾被称为“技术性破产”，但通过体制改革、财务重组、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挂牌上市，国有大行实现“脱困”并快速崛起。与此同时，一批股份制商业银行陆续登陆境内外资本市场，又掀起了银行业改革开放新浪潮，也标志着银行走向公众持股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之路。

这20年的改革波澜壮阔，银行业综合实力大幅提升，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在今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最新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工农中建四大行仍然稳居前50名，交行、招行、浦发、兴业、民生等银行亦均在前300名之内。

如果说成功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跻身全球银行业前列，是中国银行业在十年前就已交出的答卷，那么如今的中国银行业更多了一份责任与担当。四大行已全部跻身巴塞尔协议Ⅲ的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之列，中国银行业也从银行间无序竞争、高风险运行走到有序发展、风险可控。

改革没有终点，只有进行时。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对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中国银行业顺势而为，掀起数字革命，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成为新时代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8年三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达到264万亿元，同比增长7.0%。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达到98万亿元，占比37.2%，资产总额同比增长6.9%;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为46万亿元，占比17.3%，资产总额同比增长4.0%。

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负债243万亿元，同比增长6.6%。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负债91万亿元，占比37.3%，负债总额同比增长6.7%;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负债43万亿元，占比17.5%，负债总额同比增长3.4%。

1、从“大一统”到“专行”再到“商行”

时间回到1978年，人民银行刚刚从财政部独立出来，那时的“央妈”既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又办理具体的商业银行业务，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经营金融的经济实体，“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当改革的号角吹响，金融体制改革大幕缓缓拉开。1979年10月，邓小平提出“要把银行作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从1979年到1984年的5年间，国有银行改革开始起步，先后经历了农行恢复、中行改革、建行独立与工行分设，国有银行破壳而出。其间，1983年9月，国务院作出《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央行制度框架初步确立。

从“大一统”到国家专业银行基本框架确立，一开始四大国有银行身上都担负着专业经营的政策性使命，各有分工。

不过，随着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深化，新的问题接踵而至。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银行在性质上应该属于企业类型，即以盈利为目标，通过合法经营以收入抵补支出，努力实现利润最大化。当我国经济体制已从单一的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就在客观上要求国有专业银行进行商业化改革。

于是，中国银行业改革更进一步，开启了从专业银行到商业银行的再次转型。一开始，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它们的改革目标主要集中在企业化经营或运营机制的转换方面。四大行分工经营的格局逐步被打破，出现了“中行上岸，农行进城，工行下乡，建行进厂”的竞争格局。

与此同时，从1986年开始，以交通银行股份制重组为开端，深圳招商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等一批商业性股份制银行陆续成立。

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各专业银行不仅突破了专业分工的界限，而且开始突破行业分工的界限，开始组建各自的信托投资公司、开办大量的证券机构，并向房地产、保险、投资等领域拓展，形成了事实上的综合经营模式。

1993年12月，《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实现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离，并将国家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国有商业银行。至此，我国四大国有专业银行的改革方向正式定位于商业银行。

从一元银行体制到多种类型银行业金融机构并存，中国银行业翻开了历史巨变的第一章。

2、跃谷底：借力AMC脱困重生，飞跃谷底股改上市

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有辉煌也有低谷。

事实上，前一阶段国有专业银行向国有商业银行的转变并不彻底，仍然存在着发展主要靠国家信用和行业垄断、管理体制实行官本位等诸多问题。

亚洲金融风暴中的1999年，受困于国外金融剧烈波动与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双重影响，国有商业银行陷入资本金严重不足、不良贷款比例飙升的窘境，机构和人员臃肿、盈利能力和竞争力下降等问题也相继暴露。1999年，受困于1.4万亿不良贷款的四大国有银行进退维谷，处境艰难。

抱着壮士断腕的决心，银行业商业化改革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布局。1999年，国务院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相继成立东方、信达、华融、长城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AMC)，并规定存续期为10年，分别负责收购、管理、处置相对应的建行、中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工行、农行所剥离的不良资产。

将四大行巨额坏账剥离，使其成为干净的“好银行”，这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革。

从不良泥沼中抽身的四大行，终于有余力将改革的重点聚焦公司治理的现代化，这也为后续上市腾飞蓄力。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杨再平说，国有银行改革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主线和主战场，其一是业务经营商业化和市场化，第二是公司治理现代化，二者缺一不可。

随着2003年银监会正式挂牌成立，对银行业的监管由新成立的银监会来行使，人民银行不再肩负具体的金融监管职责，最重要的使命变成了维护金融稳定。至此，正式形成了由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实施分业监管的“一行三会”格局。

从危机中走出的四大行，在经历了拆分、专业化、商业化的涅槃后，终于迎来了上市的小辉煌。

2005年10月，建行率先在香港公开发行股票。2006年6月1日和7月5日，中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先后公开发行上市;同年10月27日，工行实现A+H股同步上市。2008年10月农行股改方案获批，标志着国有银行改革进入收官之战。

这是一场与自己的赛跑，中国银行业在发展赛道上不断超越自我。截至2018年三季度，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达264万亿元，是1999年的约16倍，是1978年的约1389倍。

3、乘东风：股份行快速崛起，走向公众持股

事实上，比四大行更早上市的，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份行的挂牌上市，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突破口。

1987年5月，深圳发展银行以自由认购形式首次向社会公开发售人民币普通股，成为中国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股份行。1999年11月，浦发银行成功在上交所挂牌上市，标志着中国股份行的快速崛起。

公众持股对一家银行的好处不言而喻，资本金进一步夯实、股权结构清晰、公司治理优化，为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支点，更为股份行自身注入了迅速扩展经营领域和规模的巨大动能。

事实上，上市后的股份行均呈现出资产规模快速扩张、负债结构优化、利润高速增长、资产质量提高、盈利能力趋稳等特点，并实现了全国性甚至跨国的网点铺设和业务经营等巨大变化。

回顾股份行的发展历程，在成立之初，不少银行都起步于服务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地区经济。从中国改革开放最具活力的地方辐射到全国，从全国辐射到全球，股份行在迎来自身黄金成长期的同时，也实现着从“立足本地”到“辐射全国、走向世界”的蝶变。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持续推进，股份行“走向世界”的脚步逐渐加快。包括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开展中外银行间的深度合作;一些股份制银行在境外开设分支机构，并购海外银行，拓宽业务领域，提升跨境金融实力。

4、超车道：经受金融危机考验，国际化突飞猛进

2008年一场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曾经叱咤风云的“大而不能倒”的华尔街五大投行几乎全军覆没。中国银行业在危机冲击下，虽未独善其身，但却独树一帜。2008年中国银行业利润总额、利润增速、全行业资本回报率三大指标名列世界前茅。

这让危机笼罩下的全球金融业看到了一线生机，也为中国率先走出金融危机打下了扎实基础。杨再平说，美国金融行业遭受重创时，中国的银行业恰恰在全球范围内表现良好，可谓“一枝独秀”，这完全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

金融危机前，由于国外银行绝大部分财务状况良好，不愿意接受被并购，即便有好的并购标的，也会面临诸多竞争对手，中国银行业很难对其实施并购。不过金融危机让全球银行业，特别是华尔街大银行损失惨重，而中国商业银行却平稳渡过难关，全球银行业洗牌，为中国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带来了良好契机。

虽然中国银行机构已经做到规模足够大，但更多是依托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市场，真正面向全球客户，为不同市场类别提供不同产品的国际化能力还有待加强。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便成为突破藩篱的唯一选择。

通过海外并购实现国际化经营渐成趋势。经过多年探索，中资银行的国际化理念正在发生改变，逐渐从设立海外分支机构、代理处转向参股、并购海外银行。这是中国银行业国际化战略突飞猛进的阶段。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在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一带一路”倡议纵深发展等契机下，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不断提升，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特征。中资银行海外机构布局中，围绕“一带一路”的发展尤其迅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仅三年间，约22家中资银行在全球63个国家和地区开设了1353家境外分支机构，其中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的境外机构数约为1279家。

5、升维度：科技赋能，打造开放银行

近年来，全球经济正面临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为核心的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大机遇，创新驱动发展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的新动力。这其中，自然也有中国银行业科技改革的影子。

从2012年开始，中国银行业经历了与互联网金融同台PK，“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的“1.0时代”。随后，传统银行如工、农、中、建与互联网金融巨头一拍即合，合作进入蜜月期的“2.0时代”。不过，实际上仍只有极少数银行能够主导与互联网巨头的合作。

为了摆脱单一渠道对自己发展的局限，银行一面低调培育自己的内生科技力量，强调技术独立，用活用好自己的数据禀赋，另一面不断向外拓展自己的“朋友圈”，打造开放式银行，终于迎来了“无界开放银行”的“3.0时代”。

目前，多家银行纷纷释放了打造开放银行的信号。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业务三部主任杨彬认为，开放银行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即：秉承以服务用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API接口或SDK等技术实现银行与第三方之间的数据共享;构建一个生态，联合产品和服务提供方，满足用户的全部需求。

传统银行业一贯的优势是信用风险管控，是流动性管理，是KYC(清楚你的客户及其产品)，是合规，是稳健，是品牌;是线下网点遍布全省、全国甚至境内外;是牌照赋予的存款吸收能力，带来互联网金融垂涎的资金成本，以及多牌照框架里的综合金融能力(不少银行集团同时具有券商、信托、基金、保险、金融租赁等多牌照)。

而互联网金融和科技金融公司的生存逻辑，则是流量入口、获客成本、线上场景以及深得客户体验优化之道的产品模式。

传统银行实施进一步金融科技赋能，已经初尝甜头。智慧银行与IT系统升级后，差错率大幅下降，而客户的便捷程度大大提升。

这是一轮科技推动的改革，也是一轮银行自我驱动的改革。从自身的优势出发，银行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与银行传统业务进行深度融合，各显所长。中国银行业已经吹响了“科技赋能银行”的“集结号”。

『玖』 投资数字货币的好处

一、数字货币种类有哪些？
数字货币是电子货币形式的替代货币。数字金币和密码货币都属于数字货币。数字货币基本可分为三大类：
1、大家非常熟悉的游戏币。最初是单机游戏中玩家所获得的游戏币，仅能在游戏中自己使用。随着互联网建立起门户和社区、实现游戏联网以来，这些数字货币便有了“金融市场”，玩家直接能够自由交易，还能进行线上线下的买卖。
2、门户网站或者即时通讯工具服务商发行的专用货币，用于购买本网站内的服务。主要代表的就是Q币，可用于QQ自己的商城内使用。
3、最具代表性的数字货币则是现在互联网上的加密数字货币，如比特币、莱特币、狗狗币等，以比特币为代表，它是一种由开源的P2P软体产生的电子货币，运用区块链技术可查询来源和流通，是一种开源加密，可流通和交易的数字货币。主要用于互联网金融投资，也可以作为新式货币直接用于生活中使用。
二、数字货币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央行在筹备研究发行数字货币不是没有道理的。发行数字货币可降低传统纸币发行、流通的高昂成本；提升经济交易活动的便利性和透明度；减少洗钱、逃漏税等违法犯罪行为；提升央行对货币供给和货币流通的控制力；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助力普惠金融全面实现；还有助于建设全新的金融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支付体系，提升支付清算效率，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归总好处就是成本降低、监管便利、有利于金融体系。除此之外，对我们老百姓，投资者和各大企业有什么好处呢？
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货币的演变是一个必然发展的趋势，货币数字化无疑是符合这一社会发展的潮流趋势。
现在市面上有着大大小小的数字货币存在，虽然这些数字货币不能当做合法的货币存在，但他们更多的是当做一种金融投资项目和一种未来的新技术。不仅如此，数字货币之首的比特币就像货币一样流通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且还具备交易性、收藏性和兑换性，我们可以拿数字货币兑换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或者拿数字货币去购买下线的实体商品，同时也像微软和steam那样做线上的支付功能。老百姓用来支付、购买商品、兑换货币；投资者用来理财、投资；企业用来开发更多的用途，不断的创新科学技术，或者推广自己的产品。随着科技不断的在进步，数字互联网不断的发展，数字货币的好处或者数字货币衍生出来的行业和技术是未来无法想象的。

『拾』 请问大型商业银行如何参与普惠金融构建

无疑，这个课题极具挑战性，无论在国际学术界还是在国内学术界，关于，如何支持农业与农村发展，如何在可持续前提下实现对微型客户的金融支持，均没有形成共识。 对于很多大型商业银行而言，支持农村与农业发展仍属于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它们将支持农村微型客户作为一项能够为金融机构带来社会认同度与美誉的义务性行为，但并不将其视为能为金融机构带来盈利机会并实现财务可持续的商业性行为。 出于这样的理解，大多数大型商业银行在支持农村与农业发展过程中尽管付出了巨大努力，也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创新，但农村与农业业务在其业务结构中始终处于陪衬性、补充性的地位。这里要讨论的关键问题，并非主观意愿问题，而是涉及到大型商业银行支持农村与农业能否实现财务可持续以及如何以创新性机制实现盈利的问题。 信息经济学、交易成本理论以及规模匹配理论，为大型商业银行能否为农业与农村的微型客户提供金融支持提供了传统的经典答案。这些理论一致认为，大型商业银行在服务农业与农村的微型客户方面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大型商业银行在搜寻与处理微型客户信息方面不具备优势，它们甄别微型客户信用并防范风险的交易成本较高。因此这些理论认为，从成本-收益的角度考虑，大型商业银行天然不具备为微型客户服务的能力。 但问题在于，大型商业银行难道不能为农村与农业领域的微型客户服务吗？全球已有若干成功案例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其中的关键在于机制、体制的创新。通过系统的产品创新、机制创新与制度创新，大型商业银行不仅可以为农村与农业领域的微型客户服务，而且可以大幅降低成本、有效控制风险，并从农村与农业领域获得较为丰厚的商业回报。 笔者最近的研究试图对传统的信息不对称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与规模匹配理论提供补充性的解释框架，这一解释框架概括来说，就是优势匹配与要素对接理论。 所谓优势匹配理论，即每一个商业银行因其发展历史、规模、人才结构、内部治理等原因而具备不同的优势，每一家商业银行在选择服务对象时均须考虑其各自的比较优势，按其比较优势确定自己战略定位、服务产业的结构以及服务客户的结构。 所谓要素对接或要素整合的理论，是指每一家商业银行在服务微型客户时均应从整个金融体系的客观视角去考察，以期实现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市场主体的要素对接。要素对接与要素整合理论的意义在于，要从整个金融体系甚至从整个经济系统角度来考虑问题，如此则商业银行服务微型客户的所有机制障碍与瓶颈均可能得到缓解。而要素对接与要素整合的全部目的，在于降低商业银行服务于农村微型客户的信息搜寻成本、信用甄别成本，有效控制信贷风险、客户道德风险以及系统性风险。 因此，若从单个商业银行来看，则很多障碍与瓶颈均将极大提升其服务微型客户的成本，导致其服务微型客户的意愿与绩效均极低；但从金融体系以至其他市场主体的系统视角来看，假若商业银行与保险机构、微型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农村合作组织进行有效的要素整合，则其服务于微型客户的绩效与意愿就会大为提高。 因此，从宏观决策的角度来说，重点在于为商业银行服务微型客户提供机制支持，要从“大金融”的视角来看问题，所谓“功夫在诗外”。笔者从优势匹配与要素对接理论出发，以大量田野调查与实证研究证明，大型商业银行的比较优势在于支持产业化农村市场主体，并以此为契机，引领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与结构提升；同时大型商业银行应通过机制创新、产品创新与体制创新，通过与其他金融机构和市场主体的有效对接，降低其运营成本与风险。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尝试与探索仍具有试错的性质，在不同的市场环境、文化环境、法律环境下，商业银行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需制宜，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探索属于自己的服务农村与农业微型客户之路。特别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商业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乃至市场体系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商业银行能否为农村与农业微型客户提供有效的信贷支持，当然一方面取决于其自身运营能力，但另一方面也在极大程度上受制于整个市场体系的发育程度以及市场机制的完善性与有效性，其中也包括政府的有效运作。 无论抵押担保机制创新，还是农业保险与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发展；无论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发育，还是现代农业企业的成长；无论是信用产品提供商的有效运作，还是整个社会征信体系的完善；无论是政府行政管理与协调服务能力的塑造，还是司法体系的有效性与公正性的提升，乃至土地制度变迁、产权保护的严格执行等，都会对商业银行服务农村与农业微型客户的方式与绩效造成极大影响。因此，笔者提出的优势匹配与要素对接理论，不仅考虑到商业银行自身的比较优势与禀赋特征，而且更要考虑到整个市场体系中的要素整合。 大型商业银行在构建现代农村普惠金融体系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但它只是现代农村普惠金融体系中的一个要素。构建现代农村普惠金融体系必须既要有科学系统的顶层设计，又要有扎实的基础设施建设。现代农村普惠金融体系的主要特征是多元化（包含多种产权主体）、多层次（包括大、中、小、微各层次金融机构）、多市场主体（包括信贷市场、保险市场、农产品期货市场、资本市场等）、广覆盖（能惠及最广大地区、最广大人群，尤其是边远地区、弱势群体）、可持续（实现财务可持续）。 要建立这样一个现代农村普惠金融体系，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也需要有相当的耐心。 （作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