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闭关锁国

⑴ 是谁提出在科学何以可能的问题上通过理性自身来完成对外在对象的真正统一

咨询记录 · 回答于2021-10-16

⑵ 比特币8年涨754万倍，它究竟是骗局还是时代趋势

2017年，一种全球流行的虚拟货币，不停地刷着人们的眼球。

先是肆虐全球的“勒索”病毒爆发，黑客公然宣称，要想不被“勒索”，就要上交一定数量的比特币。

然后，中国央行宣布禁止比特币在中国的交易，比特币价格暴跌。

什么是比特币？

比特币（BitCoin）是由一个叫“中本聪”的人在2009年提出的虚拟货币概念，它不依靠政府货币机构发行，而是在公开的互联网上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程序算法产生，并且，比特币的总数量被永久限制在2100万个。

再次，现在比特币价格已经太高，成本也越来越高。仅开采一枚比特币的电费就高达上万元人民币，有几个人玩得起这种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实物抵押的虚拟钱币？

综上所述，现在说比特币是骗局，还为时尚早，说它是时代趋势，也未免太过牵强。

但对于我等韭菜小民，如此虚拟的货币，还是不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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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比特币是否是一个大骗局玩比特币的人多吗

比特币就是一个骗局，所以投资理财一定要谨慎。

即便是被称为“硬通货”的黄金，金价也不会只涨不跌。黄金本身没有泡沫，但价格过高，就有泡沫了，而泡沫最终都会破灭，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同样如此。通用虚拟货币越多，比特币的价值越接近于0。

这种纯粹运算出来的数字符号的货币，没有任何资产支持，没有财务收支，没有现金储备，没有使用价值，本身只是一个流通符号而已，一旦失去了信用保证，就是一堆印刷漂亮的废纸。投资者应该警惕，这个世界没有所谓安全的投资，所有的投资都是有风险的。

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发文严厉整治上述行为，明确代币交易不受法律保护，随着一些虚拟币交易平台转向境外，投机炒币行为也转为“地下”。面对不断翻新的行为，政府部门在继续严监管的基础上，更应不断升级监管手段和能力，持续加大宣传科普和打击力度，避免群众上当受骗。

(3)数字货币闭关锁国扩展阅读：

投资虚拟货币更多的是一种投机行为，投资者应强化风险防范意识和识别能力，在未确认对方身份的情况下，不要涉及金钱往来，不要轻信低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产品，尤其不要随意加入未经核实的投资理财群，这些往往是电信网络诈骗分子精心设计好的圈套。

投资理财最好在子女的陪同下进行购买，并且要从官方的、权威的渠道去了解，当发现被骗时及时向警方反映。妥善保护好各类账号密码、身份信息等，不要轻易告知他人。凡是提到需要转账汇款，都应引起高度警惕，多找信得过的熟人商议。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揭秘疯狂的比特币：每个800元 新的庞氏骗局？

人民网-三男子设比特币骗局获利15万余元被判刑

人民网-人民网评“解析区块链”之三：如何避免脱实向虚

⑷ 汇率是由什么决定的，也就是说美元为什么比人民币值钱

简单的说：汇率就是财富的比值
我和你说的通俗一点吧
很久以前，A国和B国相互贸易往来，都是用贵金属做货币，假如都是成色一样的金币做货币，那么，就不存在兑换的问题，汇率就是1：1
后来A国想了坏点子，把黄金的成色全都换成了原来的一半，那么B国的商人也不傻，他们到A国来兑换的时候就一个B币换2个A币，这样汇率就是2：1，于是就产生了汇率的概念。
后来，时代在发展啊，到了纸币时代了，那一张破纸值什么钱啊，其实啊，纸币是国家信用，那国家信用靠什么来支撑呢?一是靠国家所拥有的财富，二靠政局的稳定与否，简单的理解所有货币价值＝国家财富价值，那么汇率就是以下公式;
汇率＝A国财富价值/B国财富价值＝A国单位货币价值/B单位国货币价值

货单位币价值＝国家财富/单位货币数量
看什么影响汇率，就看什么影响国家财富

一、国际收支状况。国际收支状况是决定汇率趋势的主导因素。国际收支是一国对外经济活动中的各种收支的总和。AB两国要相互贸易哦，不可以闭关锁国嘛，A国从B国年底一盘算，挣了钱，贸易顺差。那么就是A国财富增加，B国财富减少，那么比如影响到汇率的变动，导致货币价值提高，即A币更值钱，反之变理解

二、国民收入。比如年底一盘算，AB两国贸易收支相等，大家都没有赚到，但是A国人们勤劳无比，GDP猛增，而B国能就发展不利，GDP没有变。那么就是A国为自己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单位货币数量也没变，导致单位货币价值提高，汇率发生变化。A币走强，更加值钱了。反之便可理解

三、通货膨胀率的高低。比如年底一盘算，AB两国贸易收支相等，大家都没有赚到，AB两国的国家财富也没有变化，可是A国人民银行脑袋一发热，把市场的货币量提高了一倍，就是说单位货币数量增加一倍，自然就是通货膨胀拉，那直接导致单位货币价值变成原来的1/2，钱不值钱了，那么导致汇率发生变动，A币走低，汇率也走低，反之就理解

四,利率水平的差异。假如AB所有情况都一样，但是A国利率比B国，较高利率会吸引外国资金的流入，B国人为了获的高利息，把钱到存到A国去了。以较少的利息获得较大的财富增加，导致单位货币价值提高，汇率发生变动，A币走强，汇率走高。反之便可理解

五，政治局面和社会是否稳定，这个很容易理解，社会动荡，导致财富消失和外逃，社会财富减少，单位货币价值减少，汇率发生变动。

美元为什么比人民币值钱？？这与货币的购买力，两国的利率差，现金的流动速率，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有很大的关系。形象的说，国家的钱价值等于经济除以这个所有货币的面额。

⑸ 以前的黄金白银哪去了

不是没多少了，而是现在不用贵金属作为流通的货币而已。因此市面上和生活中的黄金白银基本就看不到了。
黄金是作为国家黄金储备的战略资源，用于平衡国际收支，影响汇率，稳定经济等金融作用，一直属于国家专营，最近有所放开。
白银作为重要的工业金属，在高精尖科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有着丰富的黄金和白银生产矿，虽然比不上南非，但是每年的产量依然不菲。
清末赔款流失的贵金属只是一部分而已，对现在国家黄金储备影响不大。

⑹ 请问有人知道些有关数学历史吗

中国数学［Chinese Mathematics］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地处亚洲东部，濒太平洋西岸。数学在中国的发展源远流长，成就辉煌。下面我们依历史的发展，分段叙述。

1.先秦萌芽时期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在黄河中下游产生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其后有商、殷两代［约1500 B.C -1027 B.C］、及周朝［1027 B.C -221 B.C］。历史上又称公元前八世纪至秦王朝的建立［221 B.C］为春秋战国时期。

据《易．系辞》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有很多记数的文字。从一到十，及百、千、万是专用的记数文字，共有13个独立符号，记数用合文书写，其中有十进制制的记数法，出现最大的数字为三万。

算筹是中国古代的计算工具，而这种计算方法称为筹算。算筹的产生年代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筹算在春秋时代已很普遍。

用算筹记数，有纵、横两种方式：

1 2 3 4 5 6 7 8 9

表示一个多位数字时，采用十进制值制，各位值的数目从左到右排列，纵横相间［法则是：一纵十横，百立千僵，千、十相望，万、百相当］，并以空位表示零。算筹为加、减、乘、除等运算建立起良好的条件。

筹算直到十五世纪元朝末年才逐渐为珠算所取代，中国古代数学就是在筹算的基础上取得其辉煌成就的。

在几何学方面《史记．夏本记》中说夏禹治水时已使用了规、矩、准、绳等作图和测量工具，并早已发现「勾三股四弦五」这个勾股定理［西方称勾股定理］的特例。战国时期，齐国人着的《考工记》汇总了当时手工业技术的规范，包含了一些测量的内容，并涉及到一些几何知识，例如角的概念。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一些学派还总结和概括出与数学有关的许多抽象概念。著名的有《墨经》中关于某些几何名词的定义和命题，例如：「圆，一中同长也」、「平，同高也」等等。墨家还给出有穷和无穷的定义。《庄子》记载了惠施等人的名家学说和桓团、公孙龙等辩者提出的论题，强调抽象的数学思想，例如「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这些许多几何概念的定义、极限思想和其它数学命题是相当可贵的数学思想，但这种重视抽象性和逻辑严密性的新思想未能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展。

此外，讲述阴阳八卦，预言吉凶的《易经》已有了组合数学的萌芽，并反映出二进制的思想。

2.汉唐初创时期

这一时期包括从秦汉到隋唐1000多年间的数学发展，所经历的朝代依次为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 秦汉是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时期。为使不断丰富的数学知识系统化、理论化，数学方面的专书陆续出现。

西汉末年［公元前一世纪］编纂的天文学著作《周髀算经》在数学方面主要有两项成就：(1)提出勾股定理的特例及普遍形式；(2)测太阳高、远的陈子测日法，为后来重差术的先驱。此外，还有较复杂的开方问题和分数运算等。

《九章算术》是一部经几代人整理、删补和修订而成的古代数学经典著作，约成书于东汉初年［公元前一世纪］。全书采用问题集的形式编写，共收集了246个问题及其解法，分属于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和勾股九章。主要内容包括分数四则和比例算法、各种面积和体积的计算、关于勾股测量的计算等。在代数方面，《方程》章中所引入的负数概念及正负数加减法法则，在世界数学史上都是最早的记载；书中关于线性方程组的解法和现在中学讲授的方法基本相同。就《九章算术》的特点来说，它注重应用，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形成了以筹算为中心的数学体系，对中国古算影响深远。它的一些成就如十进制值制、今有术、盈不足术等还传到印度和阿拉伯，并通过这些国家传到欧洲，促进了世界数学的发展。 魏晋时期中国数学在理论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赵爽和刘徽的工作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数学理论体系的开端。赵爽是中国古代对数学定理和公式进行证明的最早的数学家之一，对《周髀算经》做了详尽的注释。刘徽注释《九章算术》，不仅对原书的方法、公式和定理进行一般的解释和推导，且在论述过程中多有创新，更撰写《海岛算经》，应用重差术解决有关测量的问题。刘徽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创立割圆术，为圆周率的研究工作奠定理论基础和提供了科学的算法。

南北朝时期的社会长期处于战争和分裂状态，但数学的发展依然蓬勃。《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孙子算经》给出「物不知数」问题，导致求解一次同余组问题；《张丘建算经》的「百鸡问题」引出三个未知数的不定方程组问题。

祖冲之、祖日桓父子的工作在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他们在《九章算术》刘徽注的基础上，将传统数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成为重视数学思维和数学推理的典范。他们同时在天文学上也有突出的贡献。其著作《缀术》已失传，根据史料记载，他们在数学上主要有三项成就：(1)计算圆周率精确到小数点后第六位，得到3.1415926 <π< 3.1415927，并求得π的约率为22/7，密率为355/113；(2)得到祖 日桓定理［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并得到球体积公式；(3)发展了二次与三次方程的解法。

隋朝大兴土木，客观上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唐初王孝通撰《缉古算经》，主要是讨论土木工程中计算土方、工程的分工与验收以及仓库和地窖的计算问题。

唐朝在数学教育方面有长足的发展。656年国子监设立算学馆，设有算学博士和助教，由太史令李淳风等人编纂注释《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缉古算经》、《五曹算经》、《五经算术》和《缀术》］，作为算学馆学生用的课本。对保存古代数学经典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隋唐时期由于历法需要，创立出二次内插法，为宋元时期的高次内插法奠定了基础。而唐朝后期的计算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和普及，出现很多种实用算术书，对于乘除算法力求简捷。

3.宋元全盛时期

唐朝亡后，五代十国仍是军阀混战的继续，直到北宋王朝统一了中国，农业、手工业、商业迅速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从公元十一世纪到十四世纪［宋、元两代］，筹算数学达到极盛，是中国古代数学空前繁荣，硕果累累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列举如下：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11世纪中叶］，刘益的《议古根源》［12世纪中叶］，秦九韶的《数书九章》［1247］，李冶的《测圆海镜》［1248］和《益古演段》［1259］，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1261］、《日用算法》［1262］和《杨辉算法》［1274-1275］，朱世杰的《算学启蒙》［1299］和《四元玉鉴》［1303］等等。 宋元数学在很多领域都达到了中国古代数学，甚至是当时世界数学的巅峰。其中主要的工作有：

1. 高次方程数值解法；

2. 天元术与四元术，即高次方程的立法与解法，是中国数学史上首次引入符号，并用符号运算来解决建立高次方程的问题；

3. 大衍求一术，即一次同余式组的解法，现在称为中国剩余定理；

4. 招差术和垛积术，即高次内插法和高阶等差级数求和。 另外，其它成就包括勾股形解法新的发展、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研究、纵横图［幻方］的研究、小数［十进分数］具体的应用、珠算的出现等等。 这一时期民间数学教育也有一定的发展，以及中国和伊斯兰国家之间的数学知识的交流也得到了发展。

4.西学输入时期

这一时期从十四世纪中叶明王朝建立到二十世纪清代结束共500多年。数学除珠算外出现全面衰弱的局面，当中涉及到中算的局限、十三世纪的考试制度中已删减数学内容、明代大兴八段考试制度等复杂的问题，不少中外数学史家仍探讨当中涉及的原因。十六世纪末，西方初等数学开始传入中国，使中国数学研究出现了一个中西融合贯通的局面。鸦片战争后，近代高等数学开始传入中国，中国数学转入一个以学习西方数学为主的时期。直到十九世纪末，中国的近代数学研究才真正开始。

明代最大的成就是珠算的普及，出现了许多珠算读本，及至程大位的《直指算法统宗》［1592］问世，珠算理论已成系统，标志着从筹算到珠算转变的完成。但由于珠算流行，筹算几乎绝迹，建立在筹算基础上的古代数学也逐渐失传，数学出现长期停滞。

隋及唐初，印度数学和天文学知识曾传入中国，但影响较细。到了十六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开始到中国活动，和中国学者合译了许多西方数学专着。其中第一部且有重大影响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马窦和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前6卷［1607］，其严谨的逻辑体系和演译方法深受徐光启推崇。徐光启本人撰写的《测量异同》和《勾股义》便应用了《几何原本》的逻辑推理方法论证中国的勾股测望术。此外，《几何原本》课本中绝大部份的名词都是首创，且沿用至今。在输入的西方数学中仅次于几何的是三角学。在此之前，三角学只有零星的知识，而此后获得迅速发展。介绍西方三角学的著作有邓玉函编译的《大测》［2卷，1631］、《割圆八线表》［6卷］和罗雅谷的《测量全义》［10卷，1631］。在徐光启主持编译的《崇祯历书》［137卷，1629-1633］中，介绍了有关圆椎曲线的数学知识。

入清以后，会通中西数学的杰出代表是梅文鼎，他坚信中国传统数学「必有精理」，对古代名著做了深入的研究，同时又能正确对待西方数学，使之在中国扎根，对清代中期数学研究的高潮是有积极影响的。与他同时代的数学家还有王锡阐和年希尧等人。 清康熙帝爱好科学研究，他「御定」的《数理精蕴》［53卷，1723］，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初等数学书，对当时的数学研究有一定影响。

干嘉年间形成一个以考据学为主的干嘉学派，编成《四库全书》，其中数学著作有《算经十书》和宋元时期的著作，为保存濒于湮没的数学典籍做出重要贡献。

在研究传统数学时，许多数学家还有发明创造，例如有「谈天三友」之称的焦循、汪莱及李锐作出不少重要的工作。李善兰在《垛积比类》［约1859］中得到三角自乘垛求和公式，现在称之为「李善兰恒等式」。这些工作较宋元时期的数学进了一步。阮元、李锐等人编写了一部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传记《畴人传》46卷［1795-1810］，开数学史研究之先河。

1840年鸦战争后，闭关锁国政策被迫中止。同文馆内添设「算学」，上海江南制造局内添设翻译馆，由此开始第二次翻译引进的高潮。主要译者和著作有：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译的《几何原本》后9卷［1857］，使中国有了完整的《几何原本》中译本；《代数学》13卷［1859］；《代微积拾级》18卷［1859］。李善兰与英国传教士艾约瑟合译《圆锥曲线说》3卷，华蘅芳与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合译《代数术》25卷［1872］，《微积溯源》8卷［1874］，《决疑数学》10卷［1880］等。在这些译着中，创造了许多数学名词和术语，至今仍在应用。 1898年建立京师大学堂，同文馆并入。1905年废除科举，建立西方式学校教育，使用的课本也与西方其它各国相仿。

5.近现代数学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是从20世纪初至今的一段时间，常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标志划分为两个阶段。

中国近现代数学开始于清末民初的留学活动。较早出国学习数学的有1903年留日的冯祖荀，1908年留美的郑之蕃，1910年留美的胡明复和赵元任，1911年留美的姜立夫，1912年留法的何鲁，1913年留日的陈建功和留比利时的熊庆来［1915年转留法］，1919年留日的苏步青等人。他们中的多数回国后成为著名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为中国近现代数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其中胡明复1917年取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数学家。随着留学人员的回国，各地大学的数学教育有了起色。最初只有北京大学1912年成立时建立的数学系，1920年姜立夫在天津南开大学创建数学系，1921年和1926年熊庆来分别在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建立数学系，不久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陆续设立了数学系，到1932年各地已有32所大学设立了数学系或数理系。1930年熊庆来在清华大学首创数学研究部，开始招收研究生，陈省身、吴大任成为国内最早的数学研究生。三十年代出国学习数学的还有江泽涵［1927］、陈省身［1934］、华罗庚［1936］、许宝騄［1936］等人，他们都成为中国现代数学发展的骨干力量。同时外国数学家也有来华讲学的，例如英国的罗素［1920］，美国的伯克霍夫［1934］、奥斯古德［1934］、维纳［1935］，法国的阿达马［1936］等人。1935年中国数学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共有33名代表出席。1936年〈中国数学会学报〉和《数学杂志》相继问世，这些标志着中国现代数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解放以前的数学研究集中在纯数学领域，在国内外共发表论着600余种。在分析学方面，陈建功的三角级数论，熊庆来的亚纯函数与整函数论研究是代表作，另外还有泛函分析、变分法、微分方程与积分方程的成果；在数论与代数方面，华罗庚等人的解析数论、几何数论和代数数论以及近世代数研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果;在几何与拓扑学方面，苏步青的微分几何学，江泽涵的代数拓扑学，陈省身的纤维丛理论和示性类理论等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在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方面，许宝騄在一元和多元分析方面得到许多基本定理及严密证明。此外，李俨和钱宝琮开创了中国数学史的研究，他们在古算史料的注释整理和考证分析方面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使我国的民族文化遗产重放光彩。

1949年11月即成立中国科学院。1951年3月《中国数学学报》复刊［1952年改为《数学学报》］，1951年10月《中国数学杂志》复刊［1953年改为《数学通报》］。1951年8月中国数学会召开建国后第一次国代表大会，讨论了数学发展方向和各类学校数学教学改革问题。

建国后的数学研究取得长足进步。50年代初期就出版了华罗庚的《堆栈素数论》［1953］、苏步青的《射影曲线概论》［1954］、陈建功的《直角函数级数的和》［1954］和李俨的《中算史论丛》5集［1954-1955］等专着，到1966年，共发表各种数学论文约2万余篇。除了在数论、代数、几何、拓扑、函数论、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学史等学科继续取得新成果外，还在微分方程、计算技术、运筹学、数理逻辑与数学基础等分支有所突破，有许多论着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同时培养和成长起一大批优秀数学家。

60年代后期，中国的数学研究基本停止，教育瘫痪、人员丧失、对外交流中断，后经多方努力状况略有改变。1970年《数学学报》恢复出版，并创刊《数学的实践与认识》。1973年陈景润在《中国科学》上发表《大偶数表示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的论文，在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就。此外中国数学家在函数论、马尔可夫过程、概率应用、运筹学、优选法等方面也有一定创见。

1978年11月中国数学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数学的复苏。1978年恢复全国数学竞赛，1985年中国开始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数学竞赛。1981年陈景润等数学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励。1983年国家首批授于18名中青年学者以博士学位，其中数学工作者占2/3。1986年中国第一次派代表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加入国际数学联合会，吴文俊应邀作了关于中国古代数学史的45分钟演讲。近十几年来数学研究硕果累累，发表论文专着的数量成倍增长，质量不断上升。1985年庆祝中国数学会成立50周年年会上，已确定中国数学发展的长远目标。代表们立志要不懈地努力，争取使中国在世界上早日成为新的数学大国。

古代埃及数学（Ancient Egyptian Mathematics）
非洲东北部的尼罗河流域，孕育了埃及的文化。在公元前3500～3000年间，这里曾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帝国。

目前我们对古埃及数学的认识，主要源于两份用僧侣文写成的纸草书，其一是成书于公元前1850年左右的莫斯科纸草书，另一份是约成书于公元前1650年的兰德（Rhind）纸草书，又称阿梅斯（Ahmes）纸草书。阿梅斯纸草书的内容相当丰富，讲述了埃及的乘法和除法、单位分数的用法、试位法、求圆面积问题的解和数学在许多实际问题中的应用。

古埃及人使用象形文字，其数字以十进制表示，但并非位值制，而分数还有一套专门的记法。由埃及数系建立起来的算术具有加法特征，其乘、除法的计算也只是利用连续加倍的方法来完成。古埃及人将所有的分数都化成单位分数（分子为 1的分数之和），在阿梅斯纸草书中，有很大一张分数表，把2/(2n+1)状分数表示成单位分数之和，如：2/5=1/3+1/15，2/7=1/4+1/28，…，2/97=1/56+1/679+
1/776，等等。

古埃及人已经能解决一些属于一次方程和最简单的二次方程的问题，还有一些关于等差数列、等比数列的初步知识。

如果说巴比伦人发展了卓越的算术和代数学，那么在另一方面，人们一般认为埃及人在几何学方面要胜过巴比伦人。一种观点认为尼罗河水每年一次的定期泛滥，淹没河流两岸的谷地。大水过后，法老要重新分配土地，长期积累起来的土地测量知识逐渐发展为几何学。

埃及人能够计算简单平面图形的面积，计算出的圆周率为 3.16049；他们还知道如何计算棱椎、圆椎、圆柱体及半球的体积。其中最惊人的成就在于方棱椎平头截体体积的计算，他们给出的计算过程与现代的公式相符。

至于在建造金字塔和神殿过程中，大量运用数学知识的事实表明，埃及人已积累了许多实用知识，而有待于上升为系统的理论。

印度数学（Hin mathematics）
印度是世界上文化发达最早的地区之一，印度数学的起源和其它古老民族的数学起源一样，是在生产实际需要的基础上产生 的。但是，印度数学的发展也有一个特殊的因素，便是它的数学和历法一样，是在婆罗门祭礼的影响下得以充分发展的。再加上 佛教的交流和贸易的往来，印度数学和近东，特别是中国的数学便在互相融合，互相促进中前进。另外，印度数学的发展始终与天文学有密切的关系，数学作品大多刊载于天文学著作中的某些篇章。

《绳法经》属于古代婆罗门教的经典，可能成书于公元前6世纪，是在数学史上有意义的宗教作品，其中讲到拉绳设计祭坛时所体现到的几何法则，并广泛地应用了勾股定理。

此后约1000年之中，由于缺少可靠的史料，数学的发展所知甚少。

公元5-12世纪是印度数学的迅速发展时期，其成就在世界数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学者，如6世纪的阿利耶波多（第一）（ ryabhata），着有《阿利耶波多历数书》；7世纪的婆罗摩笈多（Brahmagupta ），著有《婆罗摩笈多修订体系》（Brahma-sphuta-sidd'h nta ），在这本天文学著作中，包括「算术讲义」和「不定方程讲义 」等数学章节；9世纪摩诃毗罗（Mah vira ）；12世纪的婆什迦罗（第二）（Bh skara ），着有《天文系统极致》（Siddh nta iromani ），有关数学的重要部份为《丽罗娃提》（Lil vati) ）和《算法本源》（V jaganita）等等。

在印度，整数的十进制值制记数法产生于6世纪以前，用9个数字和表示零的小圆圈，再借助于位值制便可写出任何数字。他们由此建立了算术运算，包括整数和分数的四则运算法则；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法则等。对于「零」，他们不单是把它看成「一无所有」或空位，还把它当作一个数来参加运算，这是印度算术的一大贡献。

印度人创造的这套数字和位值记数法在8世纪传入伊斯兰世界，被阿拉伯人采用并改进。13世纪初经斐波纳契的《算盘书》 流传到欧洲，逐渐演变成今天广为利用的1，2，3，4，…，等等，称为印度－阿拉伯数码。

印度对代数学做过重大的贡献。他们用符号进行代数运算，并用缩写文字表示未知数。他们承认负数和无理数，对负数的四 则运算法则有具体的描述，并意识到具有实解的二次方程有两种形式的根。印度人在不定分析中显示出卓越的能力，他们不满足于对一个不定方程只求任何一个有理解，而致力于求所有可能的整数解。印度人还计算过算术级数和几何级数的和，解决过单利 与复利、折扣以及合股之类的商业问题。

印度人的几何学是凭经验的，他们不追求逻辑上严谨的证明，只注重发展实用的方法，一般与测量相联系，侧重于面积、体积的计算。其贡献远远比不上他们在算术和代数方面的贡献大。在三角学方面，印度人用半弦（即正弦）代替了希腊人的全弦， 制作正弦表，还证明了一些简单的三角恒等式等等。他们在三角学所做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阿拉伯数学［Arabic mathematics］
从九世纪开始，数学发展的中心转向阿拉伯和中亚细亚。

自从公元七世纪初伊斯兰教创立后，很快形成了强大的势力，迅速扩展到阿拉伯半岛以外的广大地区，跨越欧、亚、非三大洲。在这一广大地区内，阿拉伯文是通用的官方文字，这里所叙述的阿拉伯数学，就是指用阿拉伯语研究的数学。

从八世纪起大约有一个到一个半世纪是阿拉伯数学的翻译时期，巴格达成为学术中心，建有科学宫、观象台、图书馆和一个学院。来自各地的学者把希腊、印度和波斯的古典著作大量地译为阿拉伯文。在翻译过程中，许多文献被重新校订、考证和增补，大量的古代数学遗产获得了新生。阿拉伯文明和文化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直到15世纪还充满活力。

花拉子米［Al-khowarizmi］是阿拉伯初期最主要的数学家，他编写了第一本用阿拉伯语在伊斯兰世界介绍印度数字和记数法的著作。公元十二世纪后，印度数字、十进制值制记数法开始传入欧洲，又经过几百年的改革，这种数字成为我们今天使用的印度—阿拉伯数码。花拉子米的另一名著《ilm al-jabr wa'lmugabalah》［《代数学》］系统地讨论了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该种方程的求根公式便是在此书中第一次出现。现代”algebra”［代数学］一词亦源于书名中出现的”al jabr”。

三角学在阿拉伯数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的产生与发展和天文学有密切关系。阿拉伯人在印度人和希腊人工作的基础上发展了三角学。他们引进了几种新的三角量，揭示了它们的性质和关系，建立了一些重要的三角恒等式。给出了球面三角形和平面三角形的全部解法，制造了许多较精密的三角函数表。其中著名的数学家有：阿尔．巴塔尼［Al-Battani］、阿卜尔．维法［Abu'l-Wefa］、阿尔．比鲁尼［Al-Beruni］等。系统而完整地论述三角学的著作是由十三世纪的学者纳西尔丁［Nasir ed-din］完成的，该著作使三角学脱离天文学而成为数学的独立分支，对三角学在欧洲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在近似计算方面，十五世纪的阿尔．卡西［Al-kashi］在他的《圆周论》中，叙述了圆周率π的计算方法，并得到精确到小数点后16位的圆周率，从而打破祖冲之保持了一千年的记录。此外，阿尔．卡西在小数方面做过重要工作，亦是我们所知道的以「帕斯卡三角形」形式处理二项式定理的第一位阿拉伯学者。

阿拉伯几何学的成就低于代数和三角。希腊几何学严密的逻辑论证没有被阿拉伯人接受。

总的来看，阿拉伯数学较缺少创造性，但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地方正处于科学上的贫瘠时期，其成绩相对显得较大，值得赞美的是他们充当了世界上大量精神财富的保存者，在黑暗时代过去后，这些精神财富才传回欧洲。欧洲人主要就是通过他们的译着才了解古希腊和印度以及中国数学的成就。

⑺ 如何看待BAT争相限制虚拟货币，与币圈“划清界限”

我认为网络加大了对数字货币方面的监管。据了解，无论是在微信群还是网络贴吧，充斥不少撮合交易、开发APP、币种发行等各式各样虚拟货币业务，甚至有民众承包这些业务，形成一条龙产业链。另有商家透露，虚拟货币相关合约交易，杠杆率最高可达500倍。而且区块链是最新一次“工业革命”。然而，不可否认，有很多“聪明人”，打着区块链的旗号，疯狂从事各种“非法吸金”活动。

⑻ 一个国家没钱了 为什么不直接印钞票 干嘛还要问别国借钱 比如美国借中国钱

我们有时候会经常感叹，自己这么努力还是这么穷，要是国家能给我印点钱就好了。然而这肯定是不现实的，那国家为什么不多印点钱发给穷人呢？甚至国家自己没钱了还要张口问别的国家借，难道不会觉得丢人吗？

所以，纸币是不会随意印发的，这关乎到一个国家的秩序。而我们想要拥有更多钱就要经过自己的努力，不要想着不劳而获，踏踏实实赚来的钱自己花起来才更加心安理得。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国家不会随便印钞票了吗？

以上资料来源于网络，供你参考。

⑼ 李约瑟难题

难题介绍
为什么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欧而不是中国或 李约瑟其他文明？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之谜。李约瑟问题其实是：为何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没有诞生在当时世界科技与经济最发达繁荣的中国。欧洲经历了一千年宗教的黑暗时期，希腊、罗马的古代典籍也被欧洲中世纪的焚书毁灭，欧洲从阿拉伯帝国保存的希腊、罗马古籍复兴了希腊、罗马文化的同时消化吸收了中华文明的科技与产业、体制与文艺等成就，从而诞生了近现代科技与工业文明 - 全球化地球文明。
从马可·波罗游记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欧洲掀起了文艺复兴与研究东方文明。从1643年牛顿诞生到1765年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欧美进入了工业文明时代；然而，1840年的中国却进入了鸦片战争时期。1840年前后，英国的机器化生产已基本取代手工业生产，1831年英国科学家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现象，1847年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公司建立，开启了电气化时代。从马可·波罗的诞生到工业革命电气化的开始，欧洲经历了约6百年的努力终于彻底超过了中国。
难题表述
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两段式的表述： 李约瑟
第一段是：为什么在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 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段是：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内容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领先世界一千年，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Paradigm）的起源问题。
表征意义
“李约瑟难题”很耐人寻味，它犹如科学王国一道复杂的“高次方程”摆在了世人面前。众所周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在科学技术上也曾有过令人自豪的灿烂辉煌。除了世人瞩目的四大发明外，领先于世界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还有100种之多。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著名的《中国，文明的国度》一书中曾写道：“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的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跌入窘境。据有关资料，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的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剧降为只占0．4%。中国与西方为什么在科学技术上会一个大落，一个大起，拉开如此之大的距离，这就是李约瑟觉得不可思议，久久不得其解的难题。
李约瑟与中国
编辑本段个人努力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不仅提出了问题，而且花费了多年时间与大量精力，一直努力地试图寻求这个难题的谜底。虽然他所寻求的答案还缺乏系统和深刻，就连他自己也不甚满意，但却为我们留下了探索的足迹，为这个难题的解答提供了有价值的思维成果。 李约瑟传李约瑟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得到的答案是：一是中国没有具备宜于科学成长的自然观；二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三是中国的科举制度扼杀了人们对自然规律探索的兴趣，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李约瑟还特别提出了中国人不懂得用数字进行管理，这对中国儒家学术传统只注重道德而不注重定量经济管理是很好的批评。
编辑本段解答一
从文化竞争模型给出另一个解答：中国小农经济的资源限制和保守倾向，阻碍了劳动分工和科学文化的多样发展。 李约瑟研究中国以前人多地少，却认为人口少，所以各个王朝建立的一个首要任务是鼓励生育；而西欧人少地多，他们却认为生活的空间狭小，要向外扩张，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为什么。
一、资源因素。中国多山少地，半干旱气候的生态约束促使中国发展了节省能源、消耗劳力的农业技术，而非扩张资源、节省劳力的牧农技术，导致周期性的生态危机和治乱循环，阻碍了劳动分工的发展。
二、文化因素。从文化竞争模型可以看到：冒险精神利于多元和创新，避险倾向利于稳定和赶超。中国的儒家、道家、法家流派的主导思想无不是规避风险、明哲保身。
三、系统复杂性因素。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稳定的环境，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出现不是单一文化的自身延展，而是多种文明冲突演化的结果。中国面临单一小农经济造成的生态危机的恶化，秦汉以来自然灾害的周期不断缩短，农民起义和外敌入侵不断，加上政府货币、财政政策的多变，都不利于劳动分工的保持。
本观点的辩论：
本观点的重点在于认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一在于小农经济导致的社会分工的不足，二在于中国人缺乏冒险精神。但我们知道：首先，西方历史是从西欧庄园制经济发展过来的，而西欧庄园制经济是一个更封闭、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形式，一个庄园内各种物品生产几乎无所不包，自给自足的程度达到极致，这也是西欧中世纪自罗马帝国后具有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功能的城市极端没落的根本原因，但这也没有影响西欧最终走向科学技术的进步。其次，我们知道西方历史上富于冒险探索精神的民族和国家很多，特别是西班牙还发现了新大陆，但西班牙也并没有因此成为科学技术的强国。
实际上，西欧之所以在近代科学技术能够领先，首先在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其次在于自英国后西方民主制度在各国的建立。重点的重点在于基督教新教对天主教的反权威意识、自主自由的意识培养了近代西方人的民主思想意识。所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主要不在物而在于人，在于人的思想意识。
科学技术是在否定之否定中进步的，这就是成人之所以区别于少儿的辩证逻辑思维过程。一个国家科学技术要进步，具有反权威的勇气与思想意识是最重要的。但儒家从思想上就提倡和维护等级制度，搞“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等学霸作风，东亚包括中国知识分子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既盲目追求“面子”、等级身份，不愿意承认学术错误，且又盲目崇信权威，缺乏反权威的意识，这就使得中国人在近代乃至现代科学技术上难以进步的根本原因。当然，反权威的勇气与思想意识的建立是要有民主制度进行维护与建立的，民主制度的建立相对于民主意识的形成又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
编辑本段解答二简介
中国的古代文明灿烂辉煌，有至今仍使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中华民族早在西方科学昌盛之前就有极其卓越的科学成就，15世纪之前，中国的科学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遥遥领先于当时的西方文明。李约瑟在数十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以大量的史料证明：“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对此，李约瑟有一些很自己的观点，但李约瑟这些观点还不足以说明近代科学之所以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因为在这些原因在近现代都被解除了以后，中国人仍然没能在中国土地上某方面获得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度的科学成就。比如说在中国科举制度废除已近百年、西方发现发明自然科学文化知识早已大规模普及并为众人所接受、科学技术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可说与西方人已别无二致，但即使如此也没发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应有的速度发展，那怕是某一方面由此而有突出表现的状况也没有做到。特别是诺贝尔奖截止如今已经有六位华人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但却没有一人为中国本土华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詹克明教授在分析中国未获诺贝尔奖的原因也谈到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科学家与外国科学家从素质上比，差距并不明显，差距大的是他所处的科学环境。移居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等获诺贝尔奖就是证明。由此可见，之所以“境内为枳，过海为橘”，使得这块大陆迄今与诺贝尔奖无缘，主要原因是国内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
那我们现在不禁要问：现代中国的科学土壤与科学环境在那里？！中国在13－15世纪前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中西方历史的分际
中国13世纪初是处于南宋（公元1127年－公元1279年）时期，中国在北宋和特别是南宋时期已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四十以上，特别是南宋时期朝廷偏安一隅为了生存，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经济贸易发展来维持国家的税收收入，这样也就使得国家工商业空前发展。工商业的发展致使南宋社会分工更加细致，贫富差别加大。在政治上一方面表现为民众为追求工商业发展特别是相关技术的发展，需要一种更加自由开放的、更加宽松倡明的社会环境，要求封建统治者在保护封建土地制度的同时也能够保护工商业者的社会利益；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社会关系愈来愈向商贸化金钱化方向发展，私欲膨胀、只认利益而轻视道德规范，特别是缺乏对封建道德意识和国家民族意识的认同，从而造成社会混乱，特别是造成了宋朝普通民众、军队的爱国热情严重低下。当时的状况使社会发展走到了一个政治上的十字路口，要不国家政治通过一定程度上打破封建专制而使社会制度更加清明民主，要不就为了巩固封建专制更进一步地加强对民众的政治思想统治。
遗憾的是：当时的国家政治终究还是走向了反动的一面，自南宋统治朝廷稍微稳固以后，宋高宗就开始大肆迫害功臣，通过秦桧等一帮人杀害了岳飞、去除剥夺了戍边大将的军事政治权力，不但使国家统一大业功败垂成，更使得封建统治专制制度得以进一步加强。封建专权的形成使得民众自由意志不能得以伸展，其反作用的抑制力使得民众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意识更加低下，社会思想道德意识更加趋于混乱，对社会秩序形成了更大的破坏性。在这种状况下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根据孟子人性本善的思想，以让人们回归所谓“善的本性”，也就是回归人们愚昧混沌的幼儿时状态为目标，以消除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各种企望、愿望为理论上的手段，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提倡“天人合一”的“中庸之道”的理论思想。“中庸之道”表面上看好似是很合乎情理，但这一“中庸之道”在集权制度下的实际社会效果却只是导致了只认“天”不认“人”，道理逻辑归于权位，只认君父不认平等权益的“三纲五常”制度。自此以后，儒家学说一反前朝历代只限于道德说教的范畴，在礼仪甚至从法律规范上对上至士绅下至普通百姓的思想行为，实施强行的灌输与限止，从而严重地禁锢了人们的思维思想，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动力。
而在与南宋至明朝几乎同时期，西欧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以来，文艺复兴运动启蒙了民众民主自由思潮的形成，特别自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民主制度建立大幅度地带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使得西欧成为近代文明的发源地，造成西方社会和中国社会在民主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个国家要发展科学技术，民主是很重要的，民主是科学的基石，没有说那个国家民主不如别的国家但科学技术却比别的国家强的。即使是说中国自战国建立中国式的封建制度以来由汉至唐宋一直执世界科学技术之牛耳，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就当时世界来说还算是最民主的。即使是象欧洲当时所谓的希腊民主制度、罗马共和国其民主也只是对奴隶主阶层、对平民阶层的民主，对占相当多数人口希腊、罗马的 古罗马奴隶破坏生产工具奴隶何尝有民主可言？
公元476年，中国农业生产早已于公元前就进入了以雇佣方式为主的封建劳动生产关系，大部分农民有基本的人身权力与自由。但此时的罗马社会仍是在奴隶社会的后期，当时虽然中国已经广泛采用了牛拉犁耕等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但此时的罗马社会仍是将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奴隶只有劳动的义务，不能从较高效率的劳动生产中获得相应的个人收益。所以面对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罗马奴隶缺乏劳动生产热情与主动性，从而使这些先进的生产劳动工具不但难以普及，有些甚至还遭到奴隶的有意破坏。公元476年后，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古代欧洲奴隶制社会的终结以及封建制度的确立，但此后古欧洲的庄园制经济模式除了庄园内隶农私田耕种收获部分可以归隶农所有以外，与中国西周奴隶井田制下的奴隶一样仍无人身自由可言。更何况，欧洲中世纪人们的言论、舆论、行为自由遭到天主教会的严格限止，其当时的社会民主性与中国宋、明以前的状况更是无可比之处。
自中国洋务运动提倡“中体西用”到戊戌的变法维新、自中国“土地改革”到邓小平提倡的改革开放政策，实际上无数成败的历史早已证明没有民主开放的思想与制度，科学技术乃至经济的发展是受到限止的。
得出结论
由上可以知道，“中国在公元前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其原因在于中国在13世纪之前社会制度的民主程度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还算是最高的；而中国自13世纪以后经济技术与科学发展水平越来越落后，是因为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愈来愈完善，特别是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愈来愈受到集权制度下扭曲为奴化的儒家思想的毒害。
总而言之，宋明以来被集权制度下奴化的儒家违反人性的“三纲五常”等，实际上是变相地提倡懒惰思维和奴化意识，这一社会意识对宋明以来中国人的思想行为造成了严重的约束，特别是严重毒化了中国知识阶层的思想，使中国知识阶层留恋于自身历史上业已形成的社会地位，长期以来不但不能成为推动民主的主力，反倒以传统捍卫者的身份成为反对“民主、自由、博爱”思想的急先锋。中国人应该进一步摆脱受集权制度下奴化的思想，进行一场如西方式“文艺复兴运动”类似的“道家”、“墨家”、“佛教”思想的复兴运动，提倡政治上的“大道无为”、提倡行为上对人类与世界的“兼爱”与慈爱，从思想上建立起还权于民、自律而又倡明的意识，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到来作好思想上的基础与准备。
国家昌盛的根本与道路
就现代中国以扩展工商贸易为主而缺乏科学技术根基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说，应当清醒的是：GDP的总量虽然是中国科技发展的经济基础，但这还不是国家昌盛的根本。国家民族昌盛的根本一在于民众的凝聚力、二在于技术的进步。
首先就民众凝聚力来讲，中国北宋南宋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那么高，但朝廷专制、腐败，贫富差别剧大，导致民不聊生，半亡于辽金，最后亡于元。宋朝虽然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地位、科技水平，但在一盘散沙的状况下，仍然不免被严酷自然环境下锻炼出来的少数民族的铁骑所踏破。所以，国民的凝聚力是国家存在的根本。那么怎么样建立国民的凝聚力呢？从政治上来说经济地位上的平等是国民凝聚力建立的根本，只要那个国家那个时代存在着较大的贫富差别，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时代的民众凝聚力肯定是成问题的，因此也就很难有效抵御内部的抗争和外来的侵略，就中国来说西汉、东汉、东晋、北宋、南宋、明等等的灭亡，从经济上来说无不是封建土地兼并造成的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中国抗日战争前后，中国国民乃至政府的军队在战争中士气低落有目共睹，而自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怎么就能在朝鲜战争中打败比日本帝国主义还强大的美国军队呢？这就说明了社会主义所创造的经济平等确实是给了中国人极大的凝聚力。但马上得天下，可马上治天下吗？毛泽东主席力主“一大二公”，积极推行平均主义政策，其结果是国民的生产劳动积极性严重低下，造成国民经济整体的倒退。可见平均主义政策虽然可以提高国民凝聚力，但却是不能当饭吃的，所以中国社会在保障基本凝聚力水平的前提下必须寻求另一条发展的道路。
其次再说说技术进步，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清代GDP虽然居于当时世界首位，但在世界民主风潮的影响下顽冥不化，拒绝进行社会变革。结果怎么样？还不是在被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接着又被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甲午之战中打得一败涂地。所以，技术进步可说是国家存在的另一个根本或者说是另一条发展的道路。那么，如何求得国家技术的进步呢？国家技术的进步，最重要是在于国民思想的开放，而国民思想的开放最重要的是在于政治制度的民主开放程度。比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天文学、医学、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相关的物理等科学技术获得了前所未有、突飞猛进的发展，而这种科学技术的进步首先是得益于当时的“百家争鸣”的政治言论环境，而这种“百家争鸣”的言论环境又是瓦解打破旧的“井田”等奴隶主制度，建立土地私有化等封建制度的时代需求。
我们中国现在人民生活水平较西方发达国家还较低，GDP确实需要进一步地推进发展，但我们知道现代人类的生活水平追根究底不过是来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的GDP追究是要有走到头的一天，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确实是一个真理。但要实现科学技术进步这一真理，推进国家的民主水平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要推进国家的民主程度，靠现在受耳濡目染、儒家思想文化透到骨子里的中国人是不行的，所以中国应从中国人的幼少时期就向他们灌输民主思想和文化习惯，特别是破除权威意识，但愿我们中国的下一代人或下下一代人有幸能迎来民族民主的复兴昌盛。
本观点的辩论
反驳方：
1、科学技术的产生和民主文化自然有一定关系，但不是由于民主文化而产生了科学技术，恰恰相反，是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才催生了近现代的民主文化（资产阶级的民主）。所谓西方的民主传统不过是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共和国时期的民主，而这种民主在其中世纪的封建社会中已经被抛弃了。因为它不适应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环境，正像民主不适应中国的的封建皇权社会一样。西方近代的民主是在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才重新提出来的，而这时也正是新航路开辟，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兴起等西方近代文明萌芽的时期。
2、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文化的，若要产生民主文化只有改变那个社会的环境，即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3、文化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如果一种新的文化提前出现，那么就必然要求经济基础的变革，否则这种文化便不能持久。
观点持有方：
1、您的主要观点是：“科技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才催生了近现代的民主文化（资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结论，我需要提醒您的是：我们现在是在讨论“李约瑟猜想”，而李约瑟用大量的史料证明了中国在南宋以前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是大大高于西方的，若照您的说法您所说的“民主文化”应该是在中国，而不是在西方，可见您这一结论是很荒谬的，特别是在讨论“李约瑟猜想”时特别显得如此。
2、您的第二个观点是“文化根本上说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中国古代的经济政治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民主文化的”。但我认为经济基础只是决定文化发展的一项因素，且不是决定性的。那么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人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一个单位乃至一类人的体能、性格、气质、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等等，那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中国人是什么文化？中国人是黄皮肤、性格谦逊、气质内向、行为方式更重于情感交流、地方方言众多、各地风俗不一，包括象形字、诗、书、棋、画、戏剧格式等等。实际上，经济发展是可以推动相应文化的多样化繁荣发展的，但这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社会的民主程度，愈民主则经济对文化带来的整体效应愈大愈多，否则就愈小愈少。就象明清时期专权制度的加深加大，象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甚至连孟子所谓“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的言论都不能容忍，硬是要把孟子从天下庙堂中赶出去，在这种专权制度下经济虽然还在缓慢发展，但建筑、瓷器、家具格式样式愈来愈仿皇室化，中国上至衙门下至社会、家庭，对人们思想行为控制的手段愈来愈花样翻新，社会黑暗，而所谓“女人的小脚”等等封建恶习大都产生于这一时代。所以说，文化虽说是受经济发展影响的，但更是人类与社会环境斗争的结果，更是千百年来思想行为教育与统治的结果，不承认这一点就等于不承认孔孟之道对中国人的影响，就等于不承认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差别。
编辑本段解答三
其一、全球化程度
在中国领先时：世界上的各民族主要还是由于自然地理因素的原因，处于相对封闭隔离的阶段。
而欧美领先时：世界上各民族的发展越来越具有相互影响性，全球化程度逐步提高！
其二、主观因素
在中国领先时：中华民族并未有主观的掠夺其他民族的想法。
而欧美领先时：欧美的初衷就是发财和掠夺，传授任何新技术都是为了下一步的（不平等）贸易利润！
其三、实际发生的对比！
在中国领先时：中国基本没有通过领先的技术对其他民族的野蛮而长期的掠夺（当然那时的科技业不足于这样），相互的联系只有通过游牧民族把中华的那点先进技术带去了欧洲！
而欧美领先时：初期，也就是世界近代史欧洲+后来的美国，对亚非拉的赤裸裸的掠夺！世界现代史就是欧美+小日本瓜分世界资源残酷战争，和亚非拉各地的反抗！（以上的掠夺都是非常惊人的）如今，就是WTO贸易规则下的不平等贸易，欧美利用他们的技术、亚非拉的资源、亚非拉的人力，只给予少量的报酬，制造的产品除了自己享用之外，剩余部分还高价销往亚非拉赚取了更多利润！而欧美对他们领先技术的保护和使用更是建立了一套非常完善的能将利润超额收回的贸易制度！
总结：
中国领先时：各民族相互独立，中国的领先不阻碍和掠夺其他民族，只有少量的关键的技术传播！
欧美领先时：各民族相互关联，欧美利用领先的技术先是赤裸裸的阻碍和掠夺其他民族；之后又规划了现在有利于欧美领先方的世界贸易制度，平和而冠冕堂皇的欺诈落后方的各方面资源。
中国的落后在于中国历史中的内部因素，而无法再次领先或许更多缘于欧美领先方阻碍/控制的外部因素！

⑽ 你怎样认识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你认为应该怎样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第一，这是一次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

现在有这么一种舆论，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是美国的危机，或者把它叫做“华尔街金融海啸”。我认为不能这样看。虽然这次危机源于美国，而且由华尔街触发，但是这不是一次美国金融体系的危机，而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危机。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危机，我认为有三个层次的原因。

第一，从大的体系背景上说，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以后，世界的金融体系就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是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但是这个美元是受美国的黄金储备的约束的；世界各国的货币都与美元挂钩，美元又与黄金挂钩；各国都可以按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比例向美国兑换黄金。但是，1971年由于美国经济走弱，黄金储备减少，无力兑现，美元兑黄金的比例开始浮动。到1976年的牙买加协议，正式终止了美元和黄金的联系。

第二，美国经济战后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内部失衡，核心的问题是储蓄率过低。刚才提姆·赖特（Tim Wright）教授在演讲里面用了很多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近年来，美国的总储蓄率降低到接近于0 。于是，美国就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个特性向全世界借钱，来维持一定的投资水平和高消费。

第三，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国货币当局在长时期内的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支持美国的资本市场。当1996年12月格林斯潘接受一些经济学家如耶鲁大学教授席勒（Robert Shiller）的的批评，在一次讲演中提出美国股市存在“非理性躁动”（Irrational Exuberance，现在往往被译为“非理性繁荣”）后，世界股价应声而落。纽约股价也下降了2%。从此以后，格林斯潘就不再提“非理性躁动”，而是转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支持美国资本市场的繁荣，结果形成了巨大的网络泡沫。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以后，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而且鼓励衍生工具的发展，放松对它的监管。90年代中期创造的一种衍生工具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简称CDS）到今年总规模已经到了60万亿美元，约为美国GDP的4.6倍，衍生产品总规模达到530万亿美元，约为美国GDP的40倍！

从短时期来看，美国经济显得很有活力。但实际上它所创造的大量“金融财富”只是纸面上的财富，甚至只是电脑上的一些符号，一有风吹草动，便会烟消云散。美国的这个深层的结构问题，通过美元的发行，五花八门衍生工具的出台，通过美国金融体系渗透到世界各国，使世界金融体系中充满了巨大的泡沫和黑洞。只要受到某种冲击的触发，都会引起世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危机。次贷正是触发这一危机的引信。

第二，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和置身事外。

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近来出现的困难是由“华尔街金融海啸”，或美国金融危机这一外生原因造成的。我认为这种判断并不准确。由于中国经济已经深深的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全球经济体系中积累起的种种问题不可能不在中国经济体系中有所反应。事实上，近年来人们愈来愈被中国经济日趋严重的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所困扰。这里所谓的内部失衡，是指储蓄率和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而外部失衡，则是指国际收支的盈余过大，人民币升值压力剧增。虽然中国经济的内、外失衡和美国经济的内、外失衡方向正好相反，却是互为补充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类似的缺陷，因而表现出某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特性。

从中国方面来看，事情的根源还要从中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叫做经济发展方式说起。这种从苏联学来的增长模式的古典状态，是靠高额资源投入，特别是高额投资来支持经济增长。虽然马克思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指出过，西方国家这种由投资驱动的早期增长模式一定会造成利润率下降，工农大众消费不足，并导致资本主义的危机爆发，但是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却把它确定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工业化道路。中国从第一个五年计划起引进了了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它的极端形态，1958年的“大跃进”，使中国人吃尽了苦头。

改革开放以后，用投资拉动增长的方式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但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高增长而没有出现50年代出现过的严重问题，这主要是得益于中国在对外开放中采用了一些东亚国家和地区战后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用出口需求来弥补的内需的不足。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剩余劳动力需要在非农产业中找到工作岗位的情况下，利用发达国家储蓄不足、消费旺盛的格局，采取出口导向政策向它们出口，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无可置疑的积极影响。

但是，正如所有采用出口导向的国家和地区在成功地执行了这种政策十多二十年后几乎无一例外地出现外汇存底大量积累，贸易摩擦和本币升值压力增加等问题那样，中国在本世纪初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来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进一步推进外汇形成机制的改革，实现它的市场化。东亚实行这种政策的国家和地区或多或少的认识到了这种必要性。但哪怕是认识到了，由于调整原来利益格局的困难，使这种改革很难进行。就中国而言，2003年以后，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余永定教授等经济学家就不断呼吁实现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和升值，但这种意见很难得到政府领导和大众的认同。直到2005年7月，人民币才开始缓慢升值。由于存在进一步升值的预期，促成了热钱流入，更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在升值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采取入市干预的办法，大量收购外汇来抑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中国人民银行收购的外汇越来越多，收购的速度在2003年年初是每天平均收购约3亿美元，到了2005、2006年已经到了每天平均收购7、8亿美元。今年最高点是4月，每天约收购26亿美元。2006年10月国家外汇储备达到880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目前的国家外汇储备超过了1.9万亿美元。根据“克鲁格曼三角原理”（Krugman Triangle Theorem），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实行固定汇率，必然使货币政策失去了独立性。为了收购这么多的外汇，中国人民银行大致发行了15万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形成了70万亿元人民币的购买力。虽然人民银行采取了一些措施去对冲，但是很难把它冲完。由于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使中国的金融体系中也形成了大量虚拟资产泡沫。股市和房市价格双双飙升。2007年11月，中国股票市场的静态市盈率（P/E）上升到60－70倍，股票总市值33.62万亿元（现在只剩下9—10万亿元）。

第三，金融海啸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

其实，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暴露出来了。1995年中共中央全会要求在1996－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从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到效率拉动的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一直没有转变过来。21世纪最初几年，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已经完全收紧，粗放经济发展方式无法再续下去了。2003年以后，出口需求驱动造成的种种问题也日益显现。等到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各种矛盾都同时暴露出来，就使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显得更加复杂和难于处理。

金融海啸对中国经济形成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存在大量泡沫的情况下。金融海啸一爆发，美元资产减值，或美国公司回救母公司使美元回流，都会使中国金融体系中的虚拟资产突然消失，使流动性过剩转眼间变成流动性短缺。南方地区有些企业前几天还经营得好好的，资金链突然中断。

第二，我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高达35％，当其他国家特别是占我国出口20%左右的美国市场出现衰退，出口企业就会受到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做过一个分析，他们认为美国的增长率如果下降1%，中国的出口就会下降4个百分点。

既然金融海啸会对我们的金融体系造成这些直接、间接的各种各样的冲击，应该把这个困难估计得大一些，及时采取有效的对策。

第四，可以考虑的对策。

我们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去分析应当采取的对策。

短期对策

从国内看，可以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努力保持市场不至于崩溃。由于虚拟财富的大量消失，资产市场崩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股价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中下降了70％以上，逐步释放了泡沫中的空气。现在更值得关心的是房地产市场。怎么防止突然崩盘，实现安全着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审慎对待。

从宏观经济政策来说，我的看法是在货币政策方面不宜于大幅度放松。当然，在流动性极度短缺的情况下为防止金融系统崩溃适当放松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也要防止过度放松。

在货币政策不宜于太松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用松的财政政策来跟它搭配。此外还应该用一些不需要注入货币和增加市场需求的办法来活跃经济和防止中小企业大批歇业、倒闭。1998年面对东亚金融危机冲击的时候，中国政府除了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1800亿的国债投资以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扶植中小企业：要求经贸委建立中小企业司，统筹扶持小企业的事务；同时，要求各专业银行建立中小企业贷款的专门机构；决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利率可以上浮10个百分点；经贸委和财政部还帮助各地建立中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这一系列的措施不需要花多少钱，但对支持中国经济抵御东亚金融危机的冲击起了非常好的作用。最近期间国务院颁布的《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对解除劳动合同各种情形所作的归纳说明、浙江把“地下钱庄”的借贷活动“翻明”、“转正”等等，我认为都是很正确的措施。

另外，从对外政策上说，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比如说是不是应该趁此机会用人民币去取代美元，或者是前一段时间有些国家提出来要与美元脱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采取这样的办法，或者说是不是应该抛售美国国债。我同意一些学者的意见，覆巢之下无完卵。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各国在稳定世界经济上有共同的利益。因此，我赞成中国政府公开表明的态度。这就是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通力协作，同舟共济，共度时艰。

长期对策

从长期来看，对国内经济根本的任务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因为这是造成中国经济内外失衡的根本原因。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经济中的一些由资源过度耗费造成的问题，对于环境造成的问题，由于投资率过高、消费不足所造成的问题，以至于金融体系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我在讨论“十一五”的时候写过一本书《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以前出过两版，最近根据金融海啸以后的情况加写了一章，把2003年以来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特别是50人经济论坛在2006年7月的田横岛会议上就这个问题提出的意见作了概括。

对于世界金融体系，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后形成的由不受约束的美元所主导的金融体系，建立一个有利于各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新的世界货币金融体系，有的人把它叫做 “新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国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努力促其实现。对于应当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体系的问题，目前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比如说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形成地区的储备货币体系等等。有关国家应当对这些方案的利弊得失做深入的研究，进行讨论和协商。我想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要给美元的发行套上笼头，置于某种国际监管之下，而不能没有约束。

第五，根本问题在于推进经济和政治改革，建立能够保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体制。

前面讲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已经提出很久了。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就提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十几年过去了，这个目标至今没有能够实现转变。“十一五”在这方面提出的变革方向、要求采取的实际措施是正确的，可是转变进行得并不是很顺利。主要的问题在于实现这一转变存在体制性的障碍，其中最重要的障碍，就是各级政府仍然掌握了过大的资源配置权利，使政府官员能够运用这种配置权力，投入大量土地、资本等资源来营造所谓“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等政绩目标。

为了实现产业提升，一方面需要对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和企业进行某些限制，另一方面应当加快新的、具有较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和企业的发展，现在看来它们的发展远远跟不上需要。现在对于新增长点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说中国技术人才不足，中国人创新能力差，不具备这方面的比较优势，产业提升还不现实。我不赞成这种消极悲观的估计。虽然中国技术人员总人口中的比例还不高，但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有了很大量上的扩张，因而受过高等教育的科研和技术人员的绝对数早已超过美国，占世界第一位。2007年研发经费也已经超过日本，占世界第二位。我们在全国各地的考察表明，目前我国技术人员自主的发明为数不少，其中有些已经走到了前沿。但是这些发明的产业化，创造我们自己有国际竞争力的拳头产业，却步履维艰。障碍在目前这种政企不分的体制。在许多重要的领域握有垄断权的企业压制创新，阻碍新技术的产业化。这方面的事例所在多有，报刊上也有一些报道。不改变这种体制状况，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就很难破土而出，得到应用和发展，产业提升也很难实现。

按照“十一五”规划，产业提升有两条主要的路径：一个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即从简单加工向研发（ R & D ）、设计、品牌销售、售后服务等服务业务的方向延伸；另外一个是发展知识含量高的现代服务业。但是为什么服务业的发展缓慢呢？正如耶鲁大学的陈志武教授所说，重要的原因是服务业较之加工制造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高得多，而我们的制度环境不够好，首先是法治没有很好地建立，使中国服务业的交易成本过高。

总之，中国要转变自己的经济发展方式，有赖于改革的推进。经济改革、民主法治建立等改革的成败决定了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