币圈资治通鉴最新消息
⑴ 资治通鉴有多少内容、书有厚和薄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作品版本编辑宋本1.余姚官刻本: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由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下绍兴府余姚县重刻本孝宗朝或稍后印本,南宋的建、鄂、蜀诸种版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这一版本。2. 清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认定是南宋光宗以前的刻本,《藏园群书经眼录》认定是南宋初期的建本,即号为景祐本者。明刊本1.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兴文署原版归入南雍,历朝多次修补。资治通鉴 2. 明弘治元年至嘉靖三十八年刻并版本。3. 元刻明修补本:明天启刻本,陈仁锡评阅,附刻刘恕《外纪》、胡三省《辨误》、薛应旆《宋元通鉴》与《甲子会要》,陈仁锡序;陈仁锡评阅本,明天启六年白口本,附薛应旆《宋元通鉴》,有墨印眉批朱笔圈点。清刻本1.胡克家本:清仁宗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胡克家仿刻兴文署本;清仁宗嘉庆二十一年,胡克家原刻印本,清同治八年江苏书局修补本。2. 清同治十年湖北崇文书局本。3. 清光绪十四年上海蜚英馆石印本。该版本附毕沅《续资治通鉴》。民国刊本资治通鉴 1. 民国元年:涵芬楼铅印本。附《通鉴释文》十二卷。2.百衲本:书题作《百衲本宋本资治通鉴》,民国八年商务印书馆附设图书馆影印本。3. 上海国学整理社刊本。4. 影印宋刻本,《四部丛刊》初编,民国十八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备要》,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注: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的注本最为人称道,现为最通行版本。翻译本(台湾)黄锦鋐等译《文白对照全译资治通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2008年,没有古人的夹注)沈志华、张宏儒主编《资治通鉴文白对照》(中华书局出版,2009年)链接还有更详细的内容,http://ke..com/link?url=-CowfKu2xQBlktFyITeE4VKAkgeRn__
⑵ 《资治通鉴》有哪些版本哪一本最好
摘要 目前来看中华书局的最好
⑶ 资治通鉴重要了解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资治通鉴》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在我们几万册的史学典籍中,如果你要挑几部最具代表性的,那必有《资治通鉴》。但一般读者想把握其中的精义,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它篇幅巨大,从战国三家分晋开始,到宋代建立之前的陈桥兵变,有1300多年历史,共294卷篇幅。历史学家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往往有很多自己的思考。同一件事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表述,这就体现了他们的思想差异。对于《资治通鉴》这样一部经典著作,如果只关注它的表面文字,不探究文字背后的深层涵义,哪怕读得滚瓜烂熟,也不见得会了解这部书。
对于《资治通鉴》,以往大概有这么三种读法。
第一种,训蒙童的读法。周一良先生小时候,他父亲给他制定过一份日课,其中就有点读《资治通鉴》的内容。这样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在一些私塾中。这样读《资治通鉴》,除了了解基本历史,主要是通晓句读。以前的书籍,一般没有句读,小孩儿阅读的过程中,需要自己点断。今天复旦有些单位训练研究生,也还在用这种方法练习古文阅读能力。这当然是《资治通鉴》最简单的读法。
第二种读法,也是大部分普通读者的读法,就是通读《资治通鉴》,藉以了解宋朝以前的历史。我在学校和社会上讲过很多次《资治通鉴》,每次都会激起一些听众的兴趣。很多听众就会去买一套《资治通鉴》,但是一般读一段时间就会找到我说,太难了,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让我继续读下去。读古文的过程本身就很困难,一般读者读《资治通鉴》就是一页页往下翻,再一看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有二十册,就着急,恨不得一下看掉半本。大家算一下,这样读,即便能坚持一天读一卷,读完294卷至少也得294天。但这样阅读的效果不会太好,人脑的记忆功能有限,吸收新知识过快就容易忘掉旧的,看掉第二本就忘了第一本。除非真有非常充裕的时间,把《资治通鉴》翻来覆去读,否则很难通过这条途径掌握中国古代历史。而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反反复复地阅读《资治通鉴》中某一段内容,显然不太现实。所以我经常对学生讲,如果想了解中国通史,读《资治通鉴》并不合适,还是选择钱穆的《国史大纲》比较好。读《国史大纲》当然也不容易,但只要有点毅力,一个学期看完应没问题。另外,程度高点的同学可以去看清代学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而第三种读法,就是通过读《资治通鉴》来做研究。这是专家们的事情,和多数普通读者没太大关系。
我今天主要想谈另一种《资治通鉴》的读法,也是我给复旦非历史专业本科生开设通识课程“《资治通鉴》导读”的主题内容,是用一种思想史的方法来解构、理解《资治通鉴》。
什么叫思想史的读法,思想史读法的基本立足点在哪里?《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我们今天给他一个历史学家的头衔,其实大家不要忘了,回到司马光生活的那个时代,回到当时的场景中去,他最重要的身份不是历史学家,而是政治家。司马光可以说是宋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他都参与。如王安石变法,王安石既是文学家也是政治家,而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领袖就是司马光。司马光并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司马光就写过很多文章,揭示、研究了北宋的社会危机,所以他本身也有改革主张。司马光所反对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王安石变法的策略与具体内容,他认为王安石的方法行不通。反对失败后,司马光离开北宋首都开封,来到洛阳,一住就是十五年,而这十五年就是《资治通鉴》完成的重要时期。
从《资治通鉴》的编修受官方资助开始,到编修完成,前后十九年,大部分内容是司马光洛阳定居时完成的。大家想想,一位关切时事、对时事有着深切观察和思考的政治家,他在编修历史的时候,难道就像一位普通历史学教师这样,仅仅是在讲述历史?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对《资治通鉴》研究越深,对司马光了解越深刻,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这个结论虽然语言有些夸张,但基本立意是成立的,那就是,《资治通鉴》没有一个字在讲宋代,但每一个字都在讲宋代。它对于历史的解读,对兴衰成败的总结,都是指向宋代的现实问题。司马光在讲自己编修《资治通鉴》的目的的时候,说“稽古以至治”,这句话的逻辑是,先去总结历史经验,然后找出治理国家的经验和规律。我们知道,在编修之前,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所以当我们对《资治通鉴》进行认真的解读,会发现,《资治通鉴》体现出来的东西,跟他讲的这句话恰恰相反。为什么是相反的?司马光在编修前,头脑中已经有一套治理国家的观念。在这套观念的引导下,司马光再通过《资治通鉴》“稽古”。所以是他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他如何稽古、如何叙述历史,而不是通过稽古,另行总结一套政治观念。
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资治通鉴》在刘备出场时,对这个历史人物的描述。当《资治通鉴》讲到某位重要历史人物出场或退场时,都会用一些篇幅来描述这位人物的特点。《资治通鉴》说刘备的性格“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这些表述刘备深沉有大志的正面语言,显然沿袭了《三国志》的文字。但《三国志》同时说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这些描写刘备生性奢侈,甚至带有些流氓性的语言,却被《资治通鉴》删除了。我们可以说,《资治通鉴》展现的刘备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歪曲的,不如《三国志》交代得全面。但《资治通鉴》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必须理解司马光,以及那个时代儒者的基本思想。宋代的儒学思潮,逐渐形成了以道德涵养为一切基础的价值观,司马光是代表人物之一。对于这些儒学家来说,甚至于皇权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也在于道德。那么一个嗜酒好色之徒都能成大业,何以规劝以后的皇帝恪守道德律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教科书,对这个问题就有所考虑,因此删去了刘备喜好声色犬马的文字,仅保留关于他有大志向的描写。这就是典型的先有观念,后有历史。
而更复杂的一些政治话题,如改革问题、君臣关系问题、女人在政治中的作用问题等等,《资治通鉴》都有涉及,而这些话题的讨论,看上去是在总结历史,其实是有很深刻的现实指向。这就是我讲的通过思想史的方法来读《资治通鉴》,那这部书就是了解宋代思想状况的一部史料,虽然它没有讲宋代。这才是它最本质的东西。
再举个复杂些的例子。比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汉书里有全文,而《资治通鉴》中的就短了很多,那问题就来了,司马光删减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一旦我们重视这个问题,发现这些问题和宋代思想背景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我们知道,汉代儒学的基础在于天人感应,皇帝的权力原则上是绝对的权力,所以能制约皇帝权力的途径极少,效果也有限,所以也就更强调天人感应。皇帝是天子,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方面皇帝有天命,另一方面,皇帝的行为要符合上天的旨意。也就是说,皇帝不能乱来,一旦乱来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灾字的本义就是指天火,上天用灾来警告皇帝的失德,如果皇帝不反省,那就是该革命的时候了。
我们今天讲革命,是想到农民伯伯去攻打县衙之类的,而古文中革命是说上天不再对皇帝有所眷顾了,认为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代表他来行使权力的人。所以,革的是天命,要换一个代理者。这是汉代思想家的想法,《春秋》里对每次日食都有详细记载,因为那是最严重的天谴,太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认为太阳不见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每次日食皇帝都要严肃对待、反省。一旦日食,大臣们就会纷纷给皇帝写奏章,指责皇帝,理由五花八门,或说日食是因为皇帝造了某宫殿,或说因为皇帝轻信小人,不能说的话借这种机会全说出,皇帝是不能处罚任何人的,而是要努力反省改正。但到了宋代,这套不管用了。因为宋代科学知识积累了很多,历法也很先进了,对天文现象有了很深的认识,有点知识的人都已经知道日食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汉代的天人感应也不再是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也是历史学在宋代特别发达的原因,因为要找到另外一套途径来说服皇帝不能胡作非为,光靠天谴是不行的,所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告诫。后来人总结宋代的文化史,一般都非常重视理学。为什么理学会成为宋代的文化标签?用今天的话讲(可能不太准确但仍然接近本质),宋代学者的理性思维要比前人们强得多,对于人性的认识,对于道德修养的要求,在宋代理学的系统中是摆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上的。比如四书《大学》中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要正,先修身,就能成为他人的榜样,达到齐家的目的,这项完成后才有可能治国平天下。
这套观念成为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关键在于宋代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了巨大的变化,和汉代人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差别。天人感应在宋代也还讲,宋代的皇帝挺不错,非常配合学者们的这种讲法。但儒家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政治哲学的基础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更新,也就是从天人的认识转换到对人自身的认识,除了哲学之外,历史学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所以对宋明理学的兴起,我不太同意一种看法,就是强调其兴起和佛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佛学的逻辑系统严密,思想很深刻,哲学上的认识又是儒学比不上的,所以儒学家很有危机感,儒学中也借用了很多佛学的概念等等。我认为宋明理学更多是政治变化、人们认识变化的一个结果,而不仅仅是佛学的影响。
了解了这样的思想背景,再来看《资治通鉴》如何处理汉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汉书》里的《天人三策》,开篇就讲天人感应,非常能代表汉代儒学的特点,而司马光偏偏将这段给删掉了,《资治通鉴》中的《天人三策》,开篇立意已经和董仲舒的相去甚远。但妙就妙在《资治通鉴》中《天人三策》的开篇文字,也是《汉书》中《天人三策》原文就有的,司马光删掉了“天人”,留下并突出了“仁义”和“教化”,重点完全不一样。仔细对比《汉书》和《资治通鉴》中的两份《天人三策》,很容易发现,主题由原先的“天人关系”转变成为礼乐教化。而教化是道德养成最重要的路径之一。从中也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对于汉代文献的删减、保存,和宋代的思想背景有很紧密的联系。司马光按照自己的理念来编辑传统文献,决定什么样的文字能够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文字不能进入。所谓“稽古以至治”,其实是司马光以自己的观念来剪裁历史。
在《资治通鉴》的第291卷里面,讲到五代时候大名鼎鼎的冯道。在冯道去世的这则消息下面,司马光引用了欧阳修对冯道的批评。司马光和欧阳修之间有龃龉,所以《资治通鉴》很少引用欧阳修的文字,但在这里却全文引用了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对冯道的评论,说明冯道这个人很值得说。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五十四年换了五个朝代,十四位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冯道却是个例外,做过多任皇帝的宰相。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从唐明宗到周世宗九位皇帝都用他做宰相。在当时纷乱的政治背景下,无疑是个成功的人物,甚至有人送他“政坛不倒翁”的雅号。不仅五代至宋初对他的评价很高,冯道对自己这一生也显然比较满意。但到北宋中叶,对冯道的评价完全颠覆了。以欧阳修和司马光为代表,对冯道历仕各姓君主,毫无“节操”的行为,给予大张挞伐。
冯道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如何理解冯道现象?先讲几则冯道的故事。契丹灭晋时,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耶律德光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保全了百姓。再就是冯道死时没有存款,他的钱都用到那里去了?冯道是河北河间人,他的家乡是汉族和契丹冲突最剧烈的地方,经常有百姓被掳走当奴隶。他的钱大部分用来赎人和安置。关于冯道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他自称“忠于国,孝于家”,这在五代时是没有人反对的,但到了宋朝,很多人开始反对他,认为他没有脸自称“忠”,所以五代和宋朝对他的看法可以说是截然相反。为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是五代和宋朝对“国”的看法不同。五代时,战乱频繁,真正掌握政治核心的都是军阀,而像冯道这样的文人是游离于政治核心之外的,他所认为的“国”主要是指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只要对得起老百姓,在军阀的“虎狼丛中可立身”,皇帝的轮换他不想左右,也没有能力左右。到了宋朝情况变了,当然宋儒也很看重老百姓,但是,宋代的政治结构和五代不同,为了解决政权更迭频繁,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宋代皇帝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非常著名的,就是“杯酒释兵权”。当然不可能仅靠一杯酒就释兵权,背后还有一系列的努力。宋代能够长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人政治、官僚政治代替了军阀政治,使得政治结构趋于稳定。而欧阳修和司马光这样的文人和皇帝的关系,和冯道与皇帝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冯道和皇帝不是共生体,不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虽然很多皇帝要借助于冯道的声望,但冯道并没有处于那个利益核心圈里面。欧阳修说五代时殉节的都是武将,以此贬低冯道,也说明欧阳修对于那个时代的认识比较肤浅。因为在军阀政治系统里,皇帝都是靠武夫上位,失败的一方即使不殉节,也活不了。但文人是游离于政权交替核心之外的,所以,殉节的没有文人。但宋代是文人统治的社会,皇帝通过文人和官僚管理国家,文人处于政治核心,在司马光和欧阳修们看来,忠于国和忠于君是一体的,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才会反对冯道。
《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分布在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显性层面,就是文字本身。思想史的读法,就是要钩沉它隐性层面的史料价值。这部书不直接讲宋朝,但却经常指涉宋朝现实。比如,在第211卷有如下记载:突厥领袖默啜自武则天时就经常骚扰边境,但后来被部下所杀,那位部下拿着默啜的首级找到唐朝军官郝灵荃来换赏钱。郝灵荃将首级交给朝廷后天天盼着朝廷的嘉奖,但当时宰相宋璟认为,如果郝灵荃得了丰厚的奖赏,就会导致很多边将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故意挑起边境战事,以杀死少数民族领袖的方式来邀功。类似的案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于是拖了一年之久,才给了郝灵荃非常有限的奖赏。郝灵荃失望恸哭而死。
这段文字后来有很多学者研究,比如胡三省。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方面是做得最好的,他认为司马光的叙述错了。胡三省说郝灵荃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只不过因人成事,捡了个便宜,所以拖延、压低对他的奖赏,并不意味着宋璟有那么长远和深刻的边境问题考虑,宋璟的决定只不过是因为郝灵荃功太小,没什么太复杂的想法。其实至于郝灵荃如何获得默啜的首级,司马光有详细的记述,他完全知道郝灵荃没啥功劳,胡三省的批驳没啥道理,因为他是用司马光显然知道的事实来反驳司马光。但司马光为什么还要这么叙述宋璟的想法?这是因为当时宋朝正在积极准备开拓边境,司马光认为发动战争机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事实上,北宋也的确因此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司马光这么说宋璟显然是为了反对新政,劝说宋神宗。
因此,《资治通鉴》里面很多看似讲不通的地方,其实有它的深意。如果我们抛开思想史的眼光,就会一头雾水,即使读得很熟,也会发现很多漏洞和不能明白的地方。后人还有专门修订《资治通鉴》的错误的。但是,如果你用今天我所讲的这种方法来读它,就会发现,很多表象上的“错误”其实背后有它的思想背景,是经过司马光深思熟虑的。我们以为司马光错了,错的其实是我们。要读懂《资治通鉴》,思想史的方法是必须的。一定要先知道司马光是一个思想非常深刻的政治家,然后再来考虑他的作品,而不能仅仅将《资治通鉴》当成一部简单的历史著作来阅读。
最后谈谈我为什么要开这样一门通识课程。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样一门课对于非历史专业的本科生来说,是不是太难了。在课堂上,把复杂的问题通俗化,讲得大家都能听懂,需要一些技巧,不在这里讨论。我想说的是,在通识教育中开设经典导读课的目的和意义,究竟在哪里?是传授具体的知识吗?是要让学生记住你所讲的吗?多数学生在进入工作领域后,根本没有机会再接触这些具体的知识点,记住了也没太大用处。真正能让他们受益终身的,是教会他们读书的方法,培养他们思考的习惯,这将在无形中提高他们发现、解决问题的能力。用思想史的方法解读《资治通鉴》,说白了,就是要告诉他们看问题不能停留在表面,要学会透析文字背后的内容。这看起来是老生常谈的问题,真正做起来并不容易。解剖《资治通鉴》,是一个示范过程。学生上这门课,是接受一次这样的训练。最终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学会用这种方法解决更多、更现实的问题。
⑷ 资治通鉴是怎样被后人保存下来的
资治通鉴在不同的时期被人们刻印了不同的版本,从而保存了下来。但是其中还是有残缺的。《资治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鉴》最好的版本。
版本:
宋本
1.余姚官刻本: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由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下绍兴府余姚县重刻本孝宗朝或稍后印本,南宋的建、鄂、蜀诸种版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这一版本。
2. 清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认定是南宋光宗以前的刻本,《藏园群书经眼录》认定是南宋初期的建本,即号为景祐本者。
明刊本
1.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兴文署原版归入南雍,历朝多次修补。
2. 明弘治元年至嘉靖三十八年刻并版本。
3. 元刻明修补本:明天启刻本,陈仁锡评阅,附刻刘恕《外纪》、胡三省《辨误》、薛应旆《宋元通鉴》与《甲子会要》,陈仁锡序;陈仁锡评阅本,明天启六年白口本,附薛应旆《宋元通鉴》,有墨印眉批朱笔圈点。
1.胡克家本:清仁宗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胡克家仿刻兴文署本;清仁宗嘉庆二十一年,胡克家原刻印本,清同治八年江苏书局修补本。
2. 清同治十年湖北崇文书局本。
3. 清光绪十四年上海蜚英馆石印本。该版本附毕沅《续资治通鉴》。
民国刊本
1. 民国元年:涵芬楼铅印本。附《通鉴释文》十二卷。
2.百衲本:书题作《百衲本宋本资治通鉴》,民国八年商务印书馆附设图书馆影印本。
3. 上海国学整理社刊本。
4. 影印宋刻本,《四部丛刊》初编,民国十八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备要》,民国二十五年铅印。
《资治通鉴》的影响: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这部书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北宋时代,在中唐以来长期混战之后,实现了国家统一,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学术文化;同时,内政多弊,御戎不力,“积贫积弱”,局势不稳。这是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又是一个很苦闷的时代,是个前进的时代,又是个软弱的时代。当时,君主将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虑如何生活,寻找出路。于是,有主张以“柔道”治天下,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有立志改革,而实行变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铤而走险,起义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识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对现实而回顾历史,企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为了有助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其中,司马光主编《通鉴》的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它是由“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而得名。
司马光对《资治通鉴》文献整理思想,文献整理模式及方法,不仅结出了丰硕成果,丰富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理论,而且对文献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⑸ 资治通鉴的主要成就是什么啊(赶着要啊)
《资治通鉴》独创了中国历史文献编篡学史上的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充分体现了司马光通达宏博的文献观和方法论,其独树一帜的文献编纂方法,科学独到的编纂体例,求实考信的治史思想,为后世留下了不尽的启迪和借鉴.它通篇网罗繁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未,史家绝唱.是研究文学、文献学不可多得的教科书.
⑹ 《资治通鉴》哪个版本的最好
历代《资治通鉴》的版本 (一)宋本: 1、 余姚官刻本: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由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下绍兴府余姚县重刻本孝宗朝或稍后印本,南宋的建、鄂、蜀诸种版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这一版本。 2、 清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认定是南宋光宗以前的刻本,《藏园群书经眼录》认定是南宋初期的建本,即号为景祐本者。 (二)明刊本: 1、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兴文署原版归入南雍,历朝多次修补。 2、 明弘治元年至嘉靖三十八年刻并版本 3、 元刻明修补本:明天启刻本,陈仁锡评阅,附刻刘恕《外纪》、胡三省《辨误》、薛应旆《宋元通鉴》与《甲子会要》,陈仁锡序;陈仁锡评阅本,明天启六年白口本,附薛应旆《宋元通鉴》,有墨印眉批朱笔圈点。 (三)清刻本: 1、 胡克家本:清仁宗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胡克家仿刻兴文署本;清仁宗嘉庆二十一年,胡克家原刻印本,清同治八年江苏书局修补本。 2、 清同治十年湖北崇文书局本。 3、 清光绪十四年上海蜚英馆石印本。该版本附毕沅《续资治通鉴》。 (四)民国刊本: 1、 民国元年:涵芬楼铅印本。附《通鉴释文》十二卷。 2、 百衲本:书题作《百衲本宋本资治通鉴》,民国八年商务印书馆附设图书馆影印本。 3、 上海国学整理社刊本。 4、 影印宋刻本,《四部丛刊》初编,民国十八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备要》,民国二十五年铅印。 注: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的注本最为人称道,现为最通行版本。白话版推荐:柏杨版--白话译本资治通鉴
⑺ <<资治通鉴>> 历代版本有哪些
历代《资治通鉴》的版本
(一)宋本:
1、 余姚官刻本: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年)由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下绍兴府余姚县重刻本孝宗朝或稍后印本,南宋的建、鄂、蜀诸种版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这一版本。
2、 清章钰《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述略》认定是南宋光宗以前的刻本,《藏园群书经眼录》认定是南宋初期的建本,即号为景祐本者。
(二)明刊本:
1、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兴文署原版归入南雍,历朝多次修补。
2、 明弘治元年至嘉靖三十八年刻并版本
3、 元刻明修补本:明天启刻本,陈仁锡评阅,附刻刘恕《外纪》、胡三省《辨误》、薛应旆《宋元通鉴》与《甲子会要》,陈仁锡序;陈仁锡评阅本,明天启六年白口本,附薛应旆《宋元通鉴》,有墨印眉批朱笔圈点。
(三)清刻本:
1、 胡克家本:清仁宗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胡克家仿刻兴文署本;清仁宗嘉庆二十一年,胡克家原刻印本,清同治八年江苏书局修补本。
2、 清同治十年湖北崇文书局本。
3、 清光绪十四年上海蜚英馆石印本。该版本附毕沅《续资治通鉴》。
(四)民国刊本:
1、 民国元年:涵芬楼铅印本。附《通鉴释文》十二卷。
2、 百衲本:书题作《百衲本宋本资治通鉴》,民国八年商务印书馆附设图书馆影印本。
3、 上海国学整理社刊本。
4、 影印宋刻本,《四部丛刊》初编,民国十八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四库备要》,民国二十五年铅印。
注: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的注本最为人称道,现为最通行版本。
⑻ 资治通鉴10个故事概括。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所主编的一本长篇编年体史书,共294卷,耗时19年。记载的历史由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纪元前403年)写起,一直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纪元959年)征淮南,计跨16个朝代,共1363年的逐年记载详细历史。它是中国的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书中有极重要的地位。《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著名历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叫《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1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生于宋真宗天禧三年,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享年68岁。陕州夏县(现在属山西省夏县)涑水乡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世称涑水先生。
司马光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他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举荐兴国之才——黄中庸(1030-1110),字长行,号军城居士,北宋文学家,政治家。福建兴化军城西驿前街府西巷(即今莆田城西雷山巷110号其故居尚存)黄太常寺卿第。北宋景祐甲戌进士大理寺评事黄宠之子。黄中庸从小受到其父宋进士宝文阁大理寺评事黄宠的熏陶,学习刻苦,勤奋上进,皇祐四年(1052)中福建乡试举人,次年,赴京会试第一即会元;经殿试中进士二甲第一名即传胪。以司马光温国公论荐,累官至太常寺卿、侍中兼枢密院副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⑼ 司马光巨著《资治通鉴》如何影响千秋帝王
司马光的名字,连中国儿童也不陌生,笔者孩提时也是看到“打破缸”的故事而知此人。若按如今时尚评选古代十大杰出少年,想来这位幼年即有见识的官宦之子必名列其中。
研究历史的人谈起司马光,却视其为毁誉不一的人物。他之所以与司马迁并称为古代史家双绝“两司马”,是因为留下一部300万字的我国首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而且至今它还是全国各大书店的畅销书。历史上诸多的冲突与整合、光荣与腐败、圣洁与阴谋,都在卷中徐徐展开,其作者乃至许多重要读者的身世沉浮更是令人扼腕长叹……生前以聪明、廉洁扬名,死后却遭夺官、砸碑的厄运。
1086年10月11日,官至宋朝宰相的司马光受中风折磨多时而去世,享年68岁。弥留之际他念念不忘的,是已故神宗皇帝下令在杭州刊刻的《资治通鉴》尚未完成付印。
写完《资治通鉴》时,司马光因耗费了19载心血,已齿落发白,自感来日无多,预留下丧事不可奢华的遗嘱。他死后殓入早备好的薄棺,遗体仅盖一旧布被,随葬的只是一篇专门颂扬节俭的文章──《布衾铭》。前来吊唁的太皇太后、皇帝和大臣看到府中萧然,满屋图书,床上铺一领旧竹席,都慨叹不已。朝廷送来2 000两丧葬银,其子遵父遗命全部退回。此种情景,在盛行厚葬陋习的封建社会可谓罕见。
司马光生前廉洁,又以反对纳妾、夫人亡后不续娶而有口皆碑,其扬名天下却是在他六七岁时。司马光的父亲长期任掌管皇家藏书阁的三司副使,有比他人更优越的读书条件,且比一般纨袴子弟更愿动脑。童年司马光在花园玩时,小朋友落入水缸,他临机想出以石头打破缸救人,其机智的表现随后被画工绘成《小儿击瓮图》在汴梁张贴。成年后的司马光沿着读书做官仕进之路节节高升,多数时间是任学士、翰林等闲职。宋代官员在历朝中薪俸属最多,司马光又受皇帝器重并有丰厚写作经费,虽号称两袖清风,也能在洛阳买下一处花草繁盛的“独乐园”多年专心著述。后世那些穷酸的文人学子观此,还是会羡慕不已。
与童年救人时开创新举措相反,司马光成年后为官却一向强调“守常”。他临终前为相,仅数月便把文坛老友、政坛对手王安石实行的新政全部废除,这同当初王安石的变法一样也引起天下骚然。司马光死后8年,哲宗皇帝便将他打成“奸党”,追夺官誉谥号并砸了刻有御书的墓碑。又过了30余年,金兵南下摧枯拉朽般轻易攻下汴京,宋朝两个皇帝成了俘虏,汉族后来长期以此为奇耻大辱。北宋元气是为王安石变法所伤,还是被司马光复旧所坏,几百年间史家争论不休。不过司马光在学术上成就斐然,在政治上却肯定是个悲剧人物。
宋神宗给司马光主持编写的通史所定之名,“资治”意味着供统治所用,“通鉴”则是借鉴之意。按近代人更简明的评价,《资治通鉴》是一部标准的帝王教科书。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宋代最注重借鉴历史谋略,现实治国之术却极糟。不过,历届宰相和他们的皇上差不多都属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只勉强降住宋江、方腊之类造反派,对外族总是被挨打献币求和直至被其灭亡。大概是男性将相兵丁太窝囊,以致后人要编出“杨门女将”的戏剧勉强找回点感觉。
对这种历史惨相,不能只责怪司马光那一代人有才无能。从中国古代史宏观角度看,宋代是走向衰落的转折期,封建统治阶级已经失去了“汉唐盛世”的进取精神而日益沉溺于保守享乐。司马光本人虽不腐败,却一味守旧,研究历史也总是后顾而没有启发人们“向前看”的思维方式。当然,他留下的巨著还是给后世以极大启迪,显示出历史的沉重与艰辛。
当我们读罢《资治通鉴》掩卷长思时,可以感到中国历史的悠久既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持续力和凝聚力,同时也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超越的惯性障碍。现代人从中可以感悟出我们的先民何以能创造出领先世界的古代文化,又为何在迈向近代化的征途中步履蹒跚,并激励自己掌握跨越时空的文明精华,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去迎接新世纪的腾飞。(徐焰)
⑽ 《资治通鉴》的故事
宋神宗熙甯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共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历经19年编辑完成。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君实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这部书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北宋时代,在中唐以来长期混战之后,实现了国家统一,恢复和发展了社会经济,繁荣了学术文化;同时,内政多弊,御戎不力,“积贫积弱”,局势不稳。这是一个有生气的时代,又是一个很苦闷的时代,是个前进的时代,又是个软弱的时代。当时,君主将相,志士仁人,平民百姓,多在考虑如何生活,寻找出路。于是,有主张以“柔道”治天下,说祖宗之法不可变的;有立志改革,而实行变法的;有生活困苦,被逼铤而走险,起义造反的。掌握文化知识的人们,特别是历史学家,如欧阳修、司马光、范祖禹等,往往面对现实而回顾历史,企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借鉴历史,为了有资于治国安邦,更好地解决现实矛盾。其中,司马光主编《通鉴》的目的最突出,最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