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陽虛擬貨幣
Ⅰ 漢武帝幣制改革的基本內容是什麼如何評價這次改革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出現並大量使用貨幣的國度之一，形制規范的商代"海貝幣"的不斷面世，即是實物證明。中國亦是世界上最早出現金屬鑄幣的國家，始見於西周晚期，後流行於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時期，諸候爭霸，列國並存，故當時的金屬鑄幣因國別呈現為幣制不一、品類繁多。秦兼並六國，統一度、量、衡，統一鑄行"半兩"流通天下，但時間短暫。在中國貨幣史上，真正使金屬鑄幣幣制不二通行天下，實行中央王朝統一鑄行，實從西漢武帝元狩五年（B. C118年）鑄行"五銖"幣到其徹底進行幣制改革之後。
"五銖"幣的統一鑄行，徹底改變和基本消除了西漢王朝初年以來幣制不一、鑄行紊亂而帶來的種種弊端，為漢武時期及之後的中央皇權統治和社會經濟發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試從西漢武帝統治措施中的統一幣制之舉，再行探究其因果，並就此略陳管見。
一、西漢初期幣制狀況
研究西漢武帝統一幣制的因果，不得不先看西漢初期的幣制狀況。
秦並六國，國家暫趨統一，社會經濟尚未恢復，秦末農民起義蜂起，強秦遂之國亡，繼而楚漢相爭，社會生產力嚴重衰退，經濟凋敝，民生艱難。西漢初立，自天子至民間實景，史載："漢興，接秦之敝，諸候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1〕。 為了鞏固初創的西漢王朝，挽救瀕於崩潰的社會經濟，自然成為漢初統治者的當務之急。
高祖劉邦初定天下，既採取了較秦時尚為寬松的經濟治理策略，其中很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在流通貨幣政策上採取了"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2〕的放鑄措施。 此措施的制定，基於漢高祖對貨幣職能的片面認識，意為錢多既富，錢多便能很快恢復社會經濟；加之統治者又意為放鑄能取悅天下之民眾。故漢初幣制一改秦之半兩幣量，鑄行薄如榆莢、重約"三銖"的"榆莢錢"。在鑄行中既有官鑄，亦有民鑄，幣重有別，形成了秦"半兩"、漢"莢錢"紛雜並行局面。今從諸多出土實物資料中可得確證。就錢范看，山東地區除前人已著述者外，近年有1982年博興縣店子鄉辛張村同時出土的十三件錢范中，既有"榆莢"范，也有"四銖半兩"范，其中的"榆莢"范："錢橫徑1.1、穿寬0.7厘米"〔3〕。又如該縣1986 年賢城村出土的"榆莢"錢范，其Ⅰ式范："錢模直徑1.2，穿0.7厘米，錢面文刻』半兩』二字"。其Ⅲ式范"錢模徑最大不足0.6厘米，小的僅0.4厘米，穿寬有者僅0.2厘米"〔4〕。再如，莒縣孫家莊子村1985年發現的"榆莢"錢范，其："A型：』半兩』錢范。……模徑1.2厘米，錢模圓形方孔，方孔邊長為0.7×0.7厘米。……從錢范的磨損程度可以看出，漢人用此范鑄錢行之甚久"〔5〕。此地點同出的B型"榆莢"錢范，從文中拓本看，與A型範外徑大小相似，而穿寬尺寸要大於A型範。
從上述幾例近年出土的漢初錢范，可知既是同一地點出土的同類錢范，其錢模尺寸是不盡一致的，用此種錢范鑄造的貨幣流通於市，給社會經濟帶來的不良影響和嚴重後果可想而知，史載曰："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余業以稽市物，物踴騰糶，米玉石萬錢， 馬一匹則百金"〔6〕。漢初社會中繼而出現了"棄本逐末"，對社會經濟恢復十分不利的局面。
為了遏制"棄本逐末"局面發展，漢初統治者又採取重農抑商的對策，史載："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農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後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7〕。這種抑商的對策，對重農固本雖起了一定作用， 但因對貨幣這一"特殊商品"本身職能的認識片面，縱民放鑄，才是引起"棄本逐末"弊端之根源沒有根本認識，雖採取重農抑商，但對當時的社會經濟治理，僅能醫其表，而難治其里，正如史書所載："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8〕。
西漢文帝時，繼續推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統治政策。對因貨幣紊亂而引發的物價騰漲、棄本逐末日甚的社會弊端，採取了通貨緊縮、大量減少貨幣流通量；對流通貨幣實施增重措施，改變流通貨幣的紊亂局面。
漢文帝改鑄"四銖半兩"的實物資料，近年也屢見出土，如博興辛張村1982年出"榆莢"錢范時，同出"四銖半兩"錢范五件、"榆莢"范和"四銖半兩"合體范二件。就"四銖半兩"范看，"錢模徑2.2、穿寬0.6-0.7厘米。錢模的穿兩邊陰刻篆書』半兩』二字"。其中的"榆莢"與"四銖半兩"合體范，每件范體一面刻"榆莢"錢模，一面刻"四銖半兩"錢模〔9〕。此地所見這批錢范，出土地點明確， 時代特徵明顯，尤其是"榆莢"與"四銖半兩"合體范的發現，史料價值甚高，佐證了漢文帝時實行通貨緊縮、幣量改制的歷史記載是可信的。
漢文帝時期雖有貨幣改制的措施，但在市面上卻是"半兩"、"榆莢"、"四銖半兩"並行，故此時的貨幣紊亂仍沒有得以根本好轉。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漸趨恢復，社會商品經濟較前發展，貨幣的社會需求量越來越大，前所實施的通貨緊縮及控制貨幣流通量的措施已明顯不適應社會經濟發展所需，在漢文帝前元五年時，其貨幣從通貨緊縮轉而成為"除盜鑄錢令，便民放鑄"。此令詔行前後，曾有執政大臣已意識到此令會給社會經濟帶來極大危害，提出："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10〕的諫議，可惜未被文帝所採納，故而各地官鑄、民鑄、盜鑄活動大為泛濫。流通貨幣的驟增，表面看是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當時的實況卻是"以美貿惡，以半易倍"〔11〕，"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12〕的牟取暴利行為日囂。商業活動日繁，貨幣需求量大增，鑄幣有重利可圖，加之"除盜鑄錢令"詔行，致使社會中又重現了"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束褥，冶熔炊炭，奸錢日多，五穀不為多"〔13〕的"棄本逐末"局面。因便民放鑄、私鑄、資鑄風行，流通貨幣中幣質好、惡並行，幣量輕、重相雜，"……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14〕，加劇了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
由於流通貨幣中出現的弊端，社會經濟矛盾日益突出，危及西漢的政治統治。為緩和經濟矛盾，重農固本，漢文帝曾數次下詔勸農歸田，曰："夫農，天下之本也。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道民之路，在於務本。……力田，為生之本也。"〔15〕在勸農歸田的同時，對放鑄之令時有收禁，或行幣量改制，但鑄幣獲利豐厚，雖有收禁，但結果則為："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16〕。
西漢初期，貨幣混亂局面的形成，其弊難以根除，除了漢初統治者對貨幣本身存有片面認識所導致外，尚有統治階層內部的諸多因素所致。漢高祖劉邦汲取："懲戒亡秦孤立之敗"〔17〕之鑒，為穩固其封建統治並藩屏中央王朝，"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鎮天下"〔18〕，前後九人封為各地封國諸候王。但後來封國發展則有違高祖本意，各地封國，大都地處關東，經濟發展有優越的環境條件，另外封國諸候王全面掌握封國內官吏任免、賦稅徵收、貨幣鑄行的權柄，為封國逐漸形成獨立於中央王朝之外的"獨立王國"，提供了諸多便利條件。
隨文景時期社會經濟的漸為恢復和有所發展，各地封國的經濟勢力也日益膨脹，逐步形成了"誇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寶百官，同制京師〔19〕"的割據局面。這種"尾大不掉"割據局面之形成，固然有其政治上的主要因素，但鑄幣權的擁有，使諸候王藉此聚財斂富，經濟上自成一統，則是經濟因素中之首要。如吳王劉濞的封國轄有三郡五十三城，地廣人眾，資源豐饒，史載曰："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有富饒"〔20〕，"……是時，吳以諸候即山鑄錢，富埒天子"〔21〕，其鑄行的錢幣廣泛流通西漢王朝域內。再如劉邦的庶長子劉肥就國於齊，"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22〕，後雖"眾建諸候而少其力"〔23〕，將齊國一分為七，但齊國之域仍掌握於劉肥一系手中，其經濟基礎並沒發生大的變化，故齊地諸封國的經濟勢力仍居各地封國的前列。從目前所見考古資料，文景時期齊地各封國的鑄幣實物，也屢有所見。自1976年-1987年間，臨淄出土西漢初期的"四銖半兩"錢范4次，計14件， "錢模均無郭"，為文景時期的"四銖半兩"錢范實物〔24〕；今博興境內也出土過"四銖半兩"范；青島樓山後亦曾發現漢初的"半兩"范〔25〕；萊蕪銅山遺址曾出土"四銖半兩"錢范七件〔26〕；近年山東地區出土的文景時期的錢幣實物，更為多見，其中僅昌邑境內一次發現窖藏"半兩"錢幣，量達十萬枚之多。〔27〕依上可知文景時期齊地鑄幣地點東西南北均有之，其規模及鑄幣量亦是相當可觀。
由於各地封國經濟自成一統，逐步形成了獨立於中央王朝之外的強大經濟勢力，後在中央皇權與封國王權政治矛盾加劇之時，終於釀成關東吳楚七國之亂。這次叛逆的根源，固然是統治階層中的權力之爭，但封國敢於叛逆的基礎，則是封國經濟自成一統的發展，構成了叛逆的經濟實力，正如吳王劉濞叛後自稱曰："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28〕。"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29〕。依此稱鑄幣等權柄旁落於諸候王手中，是構成叛逆封國經濟實力中之首要因素，當不為過之。 二、西漢武帝統一幣制的過程、結果
武帝即位後，鑒於漢興以來的種種變故，在"文景之治"的基礎上，為加強皇權專制，在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採取了強化策略，在經濟方面推行了平準、均輸、鹽鐵專營、統一貨幣的重大舉措。在流通貨幣方面，鑒於市面上因流通"半兩"、"四銖"、"榆莢"等幣量不一的貨幣對社會經濟帶來的不良影響，在建元元年下詔廢文、景兩帝時的"四銖半兩"，改鑄"外形無郭"的"三銖"幣，收回封國的鑄幣權，並嚴禁民間私鑄。此種"三銖"，存世較少，但近年亦有實物面世，"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墓出土半兩錢35枚，另有一枚三銖錢。……另外，漢武帝之時的"三銖"錢范，在山東萊蕪銅山遺址1973年也見有實物出土"〔30〕。
漢武帝建元五年罷廢"三銖"，改鑄"半兩"，為穩定社會經濟秩序起了一定作用。但因大量用兵，加上皇室用度龐大，另有各地自然災害時有發生，使得略有好轉的國家財力儲備又出現入不敷出的枯竭狀態，史載："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縣官空虛"〔31〕。在西漢王朝財政出現嚴重危機之際，而許多豪商巨賈則乘機利用貨幣不一的混亂，囤積居奇，從中牟取暴利，史書記曰："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32〕。"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衣食皆仰給於縣官。……縣官大空，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給焉。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33〕。
漢武帝為緩解財政危機，採取大量鑄行"半兩"幣投入流通，以解燃眉之急。此舉反而引發民間私鑄、盜鑄貨幣風潮再起，雖對私鑄、盜鑄者重治嚴懲，但因重利驅使，鋌而走險者仍大有人在。流通貨幣中官鑄、私鑄、盜鑄混雜，真假難辨，社會中出現了"錢益多而輕"〔34〕的局面，貨幣貶值，物價騰漲，社會經濟再度陷入混亂，西漢中央財政危機依然。
"更始錢幣的澹用、而摧浮淫並兼之徒"〔35〕。漢武帝決心進行幣制的再次改革。此舉目的有三：一是借改制後的鑄幣之利，填補國家財力儲備的虧空；二是借新幣鑄行、舊幣廢止之機，清除豪商巨賈利用貨幣不一、居奇牟利的弊端；三是鑄行新幣，盡量減輕或消除私鑄、盜鑄貨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極大危害。
漢武帝元狩四年，始造幣值昂貴的白金三品幣和以白鹿皮為質的皮幣；罷鑄"半兩"幣，新鑄"重如其文"的"三銖"投入流通，收繳熔毀在此之前的各種鑄幣，並再次嚴令禁止私鑄。此次改制，因白金三品幣值昂貴，流通不便，新鑄"三銖"，盜鑄者無甚不便，前述弊端難以消除。為此，武帝元狩五年再行幣量改制，改"三銖"為"五銖"。始鑄行的"五銖"幣，整體郭圓方正，幣量輕重適宜，外郭相應加寬，防止盜鑄者磨損而取銅料，這種新鑄"五銖"的幣形，為穩定其幣值，起了積極的作用。
"五銖"幣鑄行之後，其幣形、稱量雖已定製，但除中央王朝鑄行外，各地郡國官署亦可鑄行，稱之為"郡國五銖"。郡國官署所鑄"五銖"的實物，屢有報道，在山東地區1979年3 月諸城昌城鎮出土銅質五銖范23方，其年代當屬漢武帝時期〔36〕；1965年萊陽古城亦出土銅質錢范13件，年代亦屬武帝時期〔37〕。因各地郡國官署鑄"五銖"幣時，時有減重、摻雜而牟利的現象發生，史載曰："郡國多奸鑄錢，錢多輕"〔38〕。為防止上述弊作，漢武帝元鼎二年"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39〕。新鑄的"赤仄五銖"料精工細，一枚等同郡國五銖五枚之值，前所鑄行的白金三品幣及"重如其文"的三銖幣罷廢。"赤仄五銖"幣存世較少，近年在河北滿城漢中山靖王劉勝墓中出土247枚〔40〕， 蔣若是先生論此即是"赤仄五銖"無疑〔41〕。
由於"赤仄五銖"比價高於"郡國五銖"五倍，流通中甚有不便，因拒收"赤仄五銖"而獲罪者史載有之，"（曲城）候臬柔坐為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側錢為賦，國除。"索隱謂：不用赤側為賦。案：時用赤側錢，而汝南不以為賦也"〔42〕。"鄲候周仲居為太常坐不收赤側錢收行錢論"。 顏師古注曰："赤側當收而不收，乃收見行之錢也"〔43〕。另外，因"赤仄五銖"價高，盜鑄獲利更厚，私鑄、盜鑄轉而為之，史載："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44〕。由於上述原因，赤仄五銖鑄行二年時，因"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45〕。
漢武帝鑒於數度幣制改制所暴露出的弊症，已看到鑄幣權的分散，是產生諸多弊症的主要根源，為消除弊症之源，漢武帝委重任於御史大夫桑弘羊主持幣制的徹底改革。漢武帝元鼎四年詔曰："……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46〕。此時專鑄之五銖，史稱為"上林三官錢"。此錢為專司鑄造，故幣質上乘，錢文挺秀，郭圓周正，式樣劃一，幣重如其文，且不易被盜磨，故"上林三官錢"鑄行後，"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盜為之"〔47〕。因此，漢興以來私鑄、盜鑄錢幣之弊一時衰竭，鑄幣權分散之積弊也同時根除，漢武帝統一幣制的數度改革，至此才終獲成功。 三、漢武帝統一幣製成功的條件
漢武帝統一幣制的改革，從其即位之初的建元元年（B. C140 年）至元鼎四年（B. C113年）前後歷時27年，其改革幾經變化， 至鑄行"上林三官五銖"時，才稱得上是最後成功。究其成功的條件（或原因），概括說來，當有下列幾條：
自漢立至武帝元狩年間，時有80餘年，其間經翦除異姓諸候王、平定吳楚七國之亂，實行"削藩"、"推恩"，西漢中央皇權專制統治已趨穩固。漢武帝即位後對匈奴族及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連年用兵和鎮撫，有助於國內局勢的進一步穩定。自漢高祖始，在統治思想上是採取黃老"無為而治"的思想，史載："當孝惠、高後時，百姓新免毒蠹，人慾長幼養老，肖、曹為相，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48〕。漢高祖以來的"無為而治"的統治得到了更廣泛地實施，"約法省禁"、"與民休息"使民間得到了更多的寬松。國內外局勢的相對穩定，西漢中央皇權專制制度的最終確立，可以說漢武帝統一幣制的改革得以成功的政治先決條件。
漢立至武帝元狩年間，由於政治先決條件的左右，社會生產力得以恢復和發展，史載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梭；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49〕。在社會經濟相對好轉的前提下，中央王朝控財能力得以強化，國家財力儲備增加，實則構成了漢武帝統一幣制的改革得以成功的經濟基礎條件。
西漢初期，是中國封建貨幣思想發展較為活躍的階段。漢武帝即位時，貨幣思想已從先秦"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50〕，單純強調貨幣本身職能作用的"輕重"貨幣意識，發展為："（鑄幣）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51〕的皇權專制統治下國家權力體現的認識階段，這表明中國封建的貨幣思想已漸趨成熟。可以認為，漸趨成熟的封建貨幣思想，構成了漢武帝統一幣制改革得以成功的思想主導條件。
漢武帝在其統一幣制的改革中，大膽、正確用人，亦是其改革成功的條件之一。漢武帝提拔任用巨商大賈或其後人為官，並委以重任，一改漢初以來對商賈"困辱之"的抑制，使這些人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提高。此舉一是為了改除朝廷要職非先朝功臣擔任，既是功臣子弟世襲的弊端；二是委任巨賈或子弟學管當時的鹽鐵、均輸、平準、酒榷等重大經濟策略的制定和實施，可謂是因才用人。商賈之子桑弘羊因其善於籌劃和"言利事析秋毫"〔52〕，深得武帝之信任，曾參與制定和實施武帝時期的一系列重大經濟政策，並執掌中央財政權柄三十餘年，輔佐漢武帝"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作出了巨大貢獻。史載其執政期間是"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53〕，為"漢武鼎盛之世"奠定了經濟基礎。桑弘羊做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理財家，備受後人推崇，史家評曰："如桑弘羊者不可少也"〔54〕。依此可以說，漢武帝不拘一格因才用人，則構成了其統一幣制改革所以成功的人才條件。
四、結語
漢武帝統一幣制的改革最終成功，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輝煌一頁，其歷史功績不可磨滅，史載："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55〕。此語雖有過譽之處，但並非全無道理。綜觀漢武帝統一幣制改革之緣由，歸結起來，既有鞏固其專制統治之所需，也有實現經濟控源，充盈國家府庫之必要。但其改革的目的，則是以鞏固西漢王朝中央皇權專制制度為要旨，實現便利徵收賦稅，積蓄民財，供統治階級自身享樂揮霍為基本目的。從歷史的角度來探究漢武帝統一幣制因果，說明了在中國封建時代，尤其是前期階段，在自然經濟占支配地位，商品經濟的水平也相對較低，社會流通貨幣的統一是相對而言的，而幣制的紊亂則是整個封建時代的通常現象。
我們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分析、研究漢武帝統一幣制的改革之因果，從中可得一歷史的借鑒，即：社會政治的穩定、統一，是社會經濟發展、繁榮的前提；社會經濟的發展、繁榮，會進一步促進社會政治的統一、穩定。兩者互為關聯，相輔相成，偏倚不得，而社會流通貨幣的幣制統一與否，其價值尺度和流通作用是否得以正確運用，則是社會政治與社會經濟兩者十分敏感的"晴雨表"，這亦是被歷史所證實的一點。
Ⅱ 滿漢全席值多少人民幣
說滿族是蠻夷？樓上太膚淺了吧。你不是也跑到蠻夷的地方去了么？有什麼可待的。英國一個饅頭加肉（漢堡）就要兩胖子30塊錢吧。
這有一個滿漢全席的菜單，提問的朋友先看下。
108道～滿漢全席起興於清代，是集滿族與漢族菜點之精華而形成的歷史上最著名的中華大宴。乾隆甲申年間李斗所著《揚州書舫錄》中記有一份滿漢全席食單:
滿漢全席，分為六宴，均以清宮著名大宴命名。匯集滿漢眾多名饌，擇取時鮮海錯，搜尋山珍異獸。全席計有冷葷熱餚一百九十六品，點心茶食一百二十四品，計餚饌三百二十品。合用全套粉彩萬壽餐具，配以銀器，富貴華麗，用餐環境古雅庄隆。席間專請名師奏古樂伴宴，沿典雅遺風，禮儀嚴謹莊重，承傳統美德，侍膳奉敬校宮廷之周，令客人留連忘返。全席食畢，可使您領略中華烹飪之博精，飲食文化之淵源，盡享萬物之靈之至尊。
滿漢全席(一) 蒙古親藩宴
此宴是清朝皇帝為招待與皇室聯姻的蒙古親族所設的御宴。一般設宴天正大光明殿，由滿族一、二品大臣坐陪。歷代皇帝均重視此宴，每年循例舉行。而受宴的蒙古親族更視此宴為大福，對皇帝在宴中所例賞的食物十分珍惜。《清稗類鈔*蒙人宴會之帶福還家》一文中說：「年班蒙古親王等入京，值頒賞食物，必之去，曰帶福還家。若無器皿，則以外褂兜之，平金綉蟒，往往湯汁所沾需，淋漓盡，無所惜也。」
茶台茗敘 ：古樂伴奏-滿漢侍女敬獻白玉奶茶
到奉點心 ：茶食刀切 杏仁佛手 香酥蘋果 合意餅
攢盒一品 ：龍鳳描金攢盒龍盤柱 （隨上乾果蜜餞八品）
四喜乾果 虎皮花生 怪味大扁 奶白葡萄 雪山梅
四甜蜜餞 蜜餞蘋果 蜜餞桂圓 蜜餞鮮桃 蜜餞青梅
奉香上壽： 古樂伴宴-焚香入宴
前菜五品： 龍鳳呈祥 洪字雞絲黃瓜 福字瓜燒裡脊 萬字麻辣肚絲 年字口蘑發菜
餑餑四品： 御膳豆黃 芝麻卷 金糕 棗泥糕
醬菜四品： 宮廷小黃瓜 醬黑菜 糖蒜 腌水芥皮
敬奉環漿： 音樂伴宴-滿漢侍女敬奉貴州茅台
膳湯一品： 龍井竹蓀
御菜三品： 鳳尾魚翅 紅梅珠香 宮保野兔
餑餑二品： 豆面餑餑 奶汁角
御菜三品： 祥龍雙飛 爆炒田雞 芫爆仔鴿
御菜三品： 八寶野鴨 佛手金卷 炒墨魚絲
餑餑二品： 金絲酥雀 如意卷
御菜三品： 綉球乾貝 炒珍珠雞 奶汁魚片
御菜三品： 干連福海參 花菇鴨掌 五彩牛柳
餑餑二品： 肉未燒餅 龍須面
燒烤二品： 掛爐山雞 生烤狍肉 隨上荷葉卷 蔥段 甜面醬
御菜三品： 山珍刺龍芽 蓮蓬豆腐 草菇西蘭花
膳粥一品： 紅豆膳粥
水果一品： 應時水果拼盤一品
告別香茗： 信陽毛尖
滿漢全席(二) 廷臣宴
廷臣宴於每年上元後一日即正月十六日舉行，是時由皇帝親點大學士，九卿中有功勛者參加，固興宴者榮殊。宴所設於奉三無私殿，宴時循宗室宴之禮。皆用高椅，賦詩飲酒，每歲循例舉行。蒙古王公等皆也參加。皇帝籍此施恩來攏絡屬臣，而同時又是廷臣們功祿的一種像徵形式。
麗人獻茗：獅峰龍井
乾果四品：蜂蜜花生 怪味腰果 核桃粘 蘋果軟糖
蜜餞四品：蜜餞銀杏 蜜餞櫻桃 蜜餞瓜條 蜜餞金棗
餑餑四品：翠玉豆糕 栗子糕 雙色豆糕 豆沙卷
醬菜四品：甜醬蘿葡 五香熟芥 甜酸乳瓜 甜合錦
前菜七品：喜鵲登梅 蝴蝶暇卷 薑汁魚片 五香仔鴿 糖醋荷藕 泡綠菜花 辣白菜卷
膳湯一品：一品官燕
御菜五品：砂鍋煨鹿筋 雞絲銀耳 桂花魚條 八寶兔丁 玉筍蕨菜
餑餑二品：慈禧小窩頭 金絲燒麥
御菜五品：羅漢大蝦 串炸鮮貝 蔥爆牛柳 蚝油仔雞 鮮蘑菜心
餑餑二品：喇嘛糕 杏仁豆腐
御菜五品：白扒廣肚 菊花裡脊 山珍刺五加 清炸鵪鶉 紅燒赤貝
餑餑二品：絨雞待哺 豆沙蘋果
御菜三品：白扒魚唇 紅燒魚骨 蔥燒鯊魚皮
燒烤二品：片皮乳豬 維族烤羊肉 隨上薄餅 蔥段 甜醬
膳粥一品：慧仁米粥
水果一品：應時水果拼盤一品
告別香茗：珠蘭大方
滿漢全席(三) 萬壽宴
萬壽宴是清朝帝王的壽誕宴，也是內廷的大宴之一。後妃王公，文武百官，無不以進壽獻壽禮為榮。其間名食美饌不可勝數。如遇大壽，則慶典更為隆重盛大，系派專人專司。衣物首飾，裝潢陳設，樂舞宴飲一應俱全。光緒二十年十月初十日慈禧六十大壽，於光緒十八年就頒布上諭，壽日前月余，筵宴即已開始。僅事前江西燒造的繪有萬壽無疆字樣和吉祥喜慶圖案的各種釉彩碗、碟、盤等瓷器，就達二萬九千一百七十餘件。整個慶典耗費白銀近一千萬兩，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
麗人獻茗：廬山雲霧
乾果四品：奶白棗寶 雙色軟糖 糖炒大扁 可可桃仁
蜜餞四品：蜜餞菠蘿 蜜餞紅果 蜜餞葡萄 蜜餞馬蹄
餑餑四品：金糕卷 小豆糕 蓮子糕 豌豆黃
醬菜四品：桂花辣醬芥 紫香乾 什香菜 暇油黃瓜
攢盒一品：龍鳳描金攢盒龍盤柱 隨上
五香醬雞 鹽水裡脊 紅油鴨子 麻辣口條
桂花醬雞 蕃茄馬蹄 油燜草菇 椒油銀耳
前菜四品： 萬字珊瑚白菜 壽字五香大蝦 無字鹽水牛肉 疆字紅油百葉
膳湯一品： 長春鹿鞭湯
御菜四品： 玉掌獻壽 明珠豆腐 首烏雞丁 百花鴨舌
餑餑二品： 長壽龍須面 百壽桃
御菜四品： 參芪燉白鳳 龍抱鳳蛋 父子同歡 山珍大葉芹
餑餑二品： 長春卷 菊花佛手酥
御菜四品： 金腿燒圓魚 巧手燒雁鳶 桃仁山雞丁 蟹肉雙筍絲
餑餑二品： 人參果 核桃酪
御菜四品： 松樹猴頭蘑 墨魚羹 荷葉雞 牛柳炒白蘑
燒烤二品： 掛爐沙板雞 麻仁鹿肉串
膳粥一品： 稀珍黑米粥
水果一品： 應時水果拼盤一品
告別香茗： 茉莉雀舌毫
滿漢全席(四) 千叟宴
千叟宴始於康熙，盛於乾隆時期，是清宮中的規模最大，與宴者最多的盛大御宴。康熙五十二年在陽春園第一次舉行千人大宴，玄燁帝席賦《千叟宴》詩一首，固得宴名。乾隆五十年於乾清宮舉行千叟宴，與宴者三千人，即席用柏梁體選百聯句。嘉慶元年正月再舉千叟宴於寧壽宮皇極殿，與宴者三千五十六人，即席賦詩三壬余首。後人稱謂千叟宴是「恩隆禮洽，為萬古未有之舉」。
麗人獻茗：君山銀針
乾果四品：怪味核桃 水晶軟糖 五香腰果 花生粘
蜜餞四品：蜜餞桔子 蜜餞海棠 蜜餞香蕉 蜜餞李子
餑餑四品：花盞龍眼 艾窩窩 果醬金糕 雙色馬蹄糕
醬菜四品：宮廷小蘿葡 蜜汁辣黃瓜 桂花大頭菜 醬桃仁
前菜七品：二龍戲珠 陳皮兔肉 怪味雞條 天香鮑魚 三絲瓜卷 蝦籽冬筍 椒油茭白
膳湯一品：罐燜魚唇
御菜五品：沙舟踏翠 琵琶大蝦 龍鳳柔情 香油膳糊 肉丁黃瓜醬
餑餑二品：千層蒸糕 什錦花籃
御菜五品：龍舟钁魚 滑溜貝球 醬燜鵪鶉 蚝油牛柳 川汁鴨掌
餑餑二品：鳳尾燒麥 五彩抄手
御菜五品：一品豆腐 三仙丸子 金菇掐菜 溜雞脯 香麻鹿肉餅
餑餑二品：玉兔白菜 四喜餃
燒烤二品：御膳烤雞 烤魚扇
野味火鍋：隨上圍碟十二品
一品 ： 鹿肉片 飛龍脯 狍子脊 山雞片
野豬肉 野鴨脯 魷魚卷 鮮魚肉
刺龍牙 大葉芹 刺五加 鮮豆苗
膳粥一品：荷葉膳粥
水果一品：應時水果拼盤一品
告別香茗：楊河春綠
滿漢全席(五) 九白宴
九白宴始於康熙年間。康熙初定蒙古外薩克等四部落時，這些部落為表示投誠忠心，每年以九白為貢，即：白駱駝一匹、白馬八匹。以此為信。蒙古部落獻貢後，皇帝高御宴招待使臣，謂之九白宴。每年循例而行。後來道光皇帝曾為此作詩雲：「四偶銀花一玉駝，西羌歲獻帝京羅。」
麗人獻茗： 熬乳茶
乾果四品： 芝麻南糖 冰糖核桃 五香杏仁 菠蘿軟糖
蜜餞四品： 蜜餞龍眼 蜜餞萊陽梨 蜜餞菱角 蜜餞檳子
餑餑四品： 糯米涼糕 芸豆卷 鴿子玻璃糕 奶油菠蘿凍
醬菜四品： 北京辣菜 香辣黃瓜條 甜辣乾 雪裡蕻
前菜七品： 松鶴延年 芥茉鴨掌 麻辣鵪鶉 芝麻魚 腰果芹心 油燜鮮蘑 蜜汁蕃茄
膳湯一品： 蛤什蟆湯
御菜一品： 紅燒麒麟面
熱炒四品： 鼓板龍蟹 麻辣蹄筋 烏龍吐珠 三鮮龍鳳球
餑餑二品： 木犀糕 玉面葫蘆
御菜一品： 金蟾玉鮑
熱炒四品： 山珍蕨菜 鹽煎肉 香烹狍脊 湖米茭白
餑餑二品： 黃金角 水晶梅花包
御菜一品： 五彩炒駝峰
熱炒四品： 野鴨桃仁丁 爆炒魷魚 箱子豆腐 酥炸金糕
餑餑二品： 大救駕 蓮花捲
燒烤二品： 持爐珍珠雞 烤鹿脯
膳粥一品： 蓮子膳粥
水果一品： 應時水果拼盤一品
告別香茗： 洞庭碧螺春
滿漢全席(六) 節令宴
節令宴系指清宮內廷按固定的年節時令而設的筵宴。如：元日宴、元會宴、春耕宴、端午宴、乞巧宴、中秋宴、重陽宴、冬至宴、除夕宴等，皆按節次定規，循例而行。滿族雖有其固有的食俗，但入主中原後，在滿漢文化的交融中和統治的需要下，大量接受了漢族的食俗。又由於宮廷的特殊地位，逐使食俗定規詳盡。其食風又與民俗和地區有著很大的聯系，故，臘八粥、元宵、粽子、冰碗、雄黃酒、重陽糕、乞巧餅、月餅等儀器在清宮中一應俱全。
麗人獻茗：福建烏龍
乾果四品：奶白杏仁 柿霜軟糖 酥炸腰果 糖炒花生
蜜餞四品：蜜餞鴨梨 蜜餞小棗 蜜餞荔枝 蜜餞哈蜜杏
餑餑四品：鞭蓉糕 豆沙糕 椰子盞 鴛鴦卷
醬菜四品：麻辣乳瓜片 醬小椒 甜醬姜牙 醬甘螺
前菜七品：鳳凰展翅 熊貓蟹肉 蝦籽冬筍 五絲洋粉 五香鱖魚 酸辣黃瓜 陳皮牛肉
膳湯一品：罐煨山雞絲燕窩
御菜五品：原殼鮮鮑魚 燒鷓鴣 蕪爆散丹 雞絲豆苗 珍珠魚丸
餑餑二品：重陽花糕 松子海羅干
御菜五品：猴頭蘑扒魚翅 滑熘鴨脯 素炒鱔絲 腰果鹿丁 扒魚肚卷
餑餑二品：芙蓉香蕉卷 月餅
御菜五品：清蒸時鮮 炒時蔬 釀冬菇盒 荷葉雞 山東海參
餑餑二品：時令點心 高湯水餃
燒烤二品：持爐烤鴨 烤山雞 隨上
薄餅 甜面醬 蔥段 瓜條
蘿葡條 白糖 蒜泥
膳粥一品：臘八粥
水果一品：應時水果拼盤一品
告別香茗：楊河春綠
先說下菜譜是轉載的哦
可以說滿漢全席是集中了全國各地各個民族的美食之大成，而且還包含著很大的政治智慧（緩解滿漢官員不合的狀況）
如果你真想吃上一次的話可以致電北京仿膳飯庄，還有中國美術館的對面有條胡同里一家飯館承辦滿漢全席，現在好多的菜由於材料已經沒有辦法獲得比如象鼻豹胎猩唇什麼的會便宜些，但是全下來應該不少於20萬人民幣。
還有什麼疑問咱們可以繼續探討，同時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者。
Ⅲ 怎麼換硬幣
一些小攤點、自行車棚、公廁等地方都有大量的零錢需要換成整錢。
不行的話——
1、建議你每50個用透明膠帶裹好。
2、最好到一個你開戶的地方去存入，不要直接換。
3、和該儲蓄所的人打好關系，並且每次更換提前通知，或有更換需求直接通知你。
4、該儲蓄所附近最好有超市、面向農村的車站或各種零售小店，這樣該所一般收的零鈔都比較多。
最好要說的是，銀行做該業務都是虧本的，沒有任何利潤，又不收取任何費用，作為市場經濟的商業化股份制銀行，也希望客戶體諒銀行的難處，畢竟誰也不願意虧本做生意。
Ⅳ 漢武帝幣制改革的基本內容是什麼如何評價這次改革
第一次改革
編輯
漢武帝於建元元年（前140年）春二月行三銖錢。《漢書·武帝紀》師古注曰：「新壞四銖錢造此錢也，重如其文。見食貨志。」這次改革使銅鑄幣的名義價值與法定重量恢復一致。這一措施，第一次改變了「半兩」這一相沿下來的貨幣單位名稱。
第二次改革
編輯
第一次改革後，因為其時三銖錢與四銖重的半兩等價流通，再加上盜鑄盛行，故三銖未能堅持流通。因此，漢武帝於建元五年（前136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史載：「有司一言曰：』今半兩錢，法重四兩『「。這與文帝四銖錢不同的地方是它鑄有外郭，故被錢幣學家稱為「武帝半兩」。
第三次改革
編輯
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又下令重新鑄造三銖錢，並造白鹿皮幣和白金三品。為了抑制盜鑄，漢武帝還頒布了盜鑄金錢者死罪令。此次改革是漢武帝歷次幣制改革中動作較大的一次。在第三次改革前，由於漢武帝內興功利，外事四夷，連年征伐，開拓疆土，國家財政空前膨脹，很快便耗盡了文景時期積累的社會財富，造成「縣官大空」。在這個背景下漢武帝開始了第三次貨幣改革。
《史記·平準書》載，「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閑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奸或盜摩錢裏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逺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縁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即皮幣的實行，主要是為王侯宗室朝覲聘享之用，使他們向中央政府的納貢不受劣錢影響。
幣制改革的漢五銖
由於少府多銀錫，「又造銀錫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以重荖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白金三品幣值介於三銖與黃金之間，這樣就形成了一套比過去更加復雜的貨幣體系。中央政府通過手中積累的此前並非貨幣的銀錫，定以高價，即可借機剝奪大商人的財富，增加中央財政收入。
漢武帝還「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這是繼第一次改革後，再次試圖以三銖代替半兩的舉措。
可見，漢武帝這次幣制改革內容主要是：一，銷半兩錢鑄半兩錢；二，發行大額虛幣皮幣與白金。而改革的目的是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
但是，這次幣制改革及禁民盜鑄之令並沒能在根本上遏制民間鑄錢，幣值較高的白金三品的推行反而刺激了民間盜鑄行為。「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
對於皮幣的實行，有的大臣也有不同意見。大農顏異便是其中之一。「上與湯旣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倉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
第四次改革
編輯
元狩五年（前118年），僅僅在上次改革一年後，漢武帝又開始進行第四次幣制改革，改革內容是廢三銖錢，改鑄五銖錢。半兩也被明令廢止，「罷半兩錢，行五銖錢。」「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奸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當時的盜鑄銅錢者往往通過磨取得到銅屑，再將銅屑鎔鑄為錢。「周郭其下」的五銖錢因為有郭為保護，難以被磨取銅屑，故能夠有效防止盜鑄。
五銖錢輕重適中，比較適合中國古代經濟發展情況及價格水平對貨幣單位的要求，故在漢武帝以後的西漢乃至東漢、蜀、魏、晉、南齊、梁、陳、北魏、隋等朝代均有鑄造，歷時長達739年，成為中國歷史上鑄造數量最多、流通時間最長的貨幣。僅在西漢，「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雲。」
元狩五銖
元狩五年的這次幣制改革，漢武帝詔令各郡國鑄行五銖錢。這種五銖錢稱「郡國五銖」，或稱「元狩五銖」。
改鑄五銖錢的主要目的是在市場上樹立貨幣信譽，以穩定金融，使私鑄者因無利可圖而自動放棄私鑄，從而徹底解決私鑄問題。但是，由於鑄幣權在地方諸侯各國手中，各地鑄幣的技術水平及銅礦的成分參差不齊，再加上各地官吏對命令的了解與奉行不一，所以所鑄錢幣[12] 的差別很大。有的郡國五銖與原來的漢半兩一樣，背平無輪郭；有的穿孔大，肉薄或肉厚。總而言之，這些質量差的郡國五銖基本上都有偷工減料使錢重達不到五銖的現象，而且隨著時間推移，錢越鑄越輕，越鑄越粗劣。郡國官吏舊習難改，通過這種手段中飽私囊。這令五銖有可能重蹈漢半兩、三銖的覆轍。
《漢書·食貨志》載，「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者眾，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並兼之徒守相為利者。（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
第五次改革
編輯
為扭轉上述「郡國多奸鑄錢，錢多輕」[13] 的被動局面，漢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雲何。」索隱曰鍾官掌鑄赤側之錢。韋昭雲「側，邊也」，故晉灼雲「以赤銅為郭。今錢見有赤側者」。鍾官赤側，一稱赤側五銖，因《漢書·食貨志》將「赤側」作「赤仄」，故也稱赤仄五銖，漢書音義曰：「俗所謂紫紺錢也」。新鑄的「赤仄五銖」質量上乘，一枚等同於郡國五銖五枚之值。
「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故在此之前鑄行的白金三品由此罷廢。
赤仄五銖正面有輪無郭，背面輪郭兼備。外徑約26毫米，內穿直徑約9.5毫米，厚度達2毫米以上，重約4克。外郭線高而細，明顯高於錢文，整體比較整齊，沒有錯位的現象。錢文的筆畫較細，書體隨意但工整，字有高有低，「五銖」兩字中「銖」的「金」字頭矢鏃形較大，右側「朱」頭方折，上下長短相差不多。
第六次改革
編輯
由於赤仄五銖的比價是郡國五銖的五倍，在流通過程中產生諸多不便，而且因為其盜鑄獲利更多，故吸引了私鑄與盜鑄者鑄赤仄五銖。赤仄五銖鑄行二年後，因為「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
漢武帝於元鼎四年（前113年）將鑄幣權從各郡國收歸中央政府，使中央政府對五銖進行統一鑄造和發行。「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旣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盜為之。」
所謂「三官五銖」或「上林三官錢」便是該次改革後鑄造的五銖。《史記·平準書》裴駰集解：「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如曰是，則上林三官指鍾官、均輸、辨銅令，乃水衡都尉的屬官，統管鑄錢。水衡都尉是中央政府為推廣均輸法而新設的官職，其辦公地點為長安上林苑。三官五銖的邊郭工整且重量准確、錢文秀麗，是質量上乘的銅錢，其盜鑄成本較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盜為之。」三官五銖的發行一舉解決了困擾西漢金融多年的私鑄、盜鑄問題，漢武帝的幣制改革至此取得了較大成功。
Ⅳ 清朝貨幣兌換法
這個沒法確切計算，類似金銀之類自古至今一直在貶值，而紙幣也大多處於在緩慢貶值的狀態。再有從購買力來說各朝各代都不一樣，金銀是硬通貨，耐用金屬，不會消失而不斷開采必然是處於緩慢貶值的狀態。而有時的一些歷史事件也會導致金銀升值，例如清朝後期白銀大量外流（鴉片戰爭）導致白銀價值猛增。
我們常常看到古裝戲里用銀兩做錢的單位，那麼一兩銀子到底是多少錢呢？我也很想知道，於是到網上查了一下，得出了初步的答案。不過，這里聲明，筆者不是學歷史的，只是利用從網上查到的講歷史的文章，做一個大致的推算，獲得一個感性認識罷了。
基本單位
我國古代貨幣單位很多，各朝不同，特別是秦漢以前。這里只討論三種基本單位：
一文制錢（即一枚標準的方孔銅錢）
一兩白銀
一兩黃金
以上單位雖然各朝各代都不同，但至少唐宋之後相差不大，所以是可以得到比較穩定可信的數據的。
兌換關系
銅錢，白銀和黃金之間的兌換比例就像現在的外匯價格一樣，是常常變動的，不像1元錢等於100分這樣明確。
根據以下描述：
「金銀的比價從1600年前後的1：8上漲到20世紀中期和末期的1：10，到18世紀末則翻了一番，達到1：20。」
可知1兩黃金約可兌換8~11兩白銀。
再有：
「道光初年,一兩白銀換錢一弔,也就是一千文;到了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的時候, 一兩白銀就可以換到制錢一千六七百文了。咸豐以來,銀價猛漲,一兩白銀竟可以換到制 錢兩千二三百文之多。」
可知正常情況下，1兩白銀大約可換到1000~1500文銅錢，古時通常說的1貫錢或1吊錢就是1000文。
金屬價格
由於金銀銅製成的貨幣本身是有價值，而且理論上貨幣的價值就應該等於金屬的價格，所以我們可以通過現在金屬的價格來回答「一兩銀子到底是多少錢」的問題。
唐代的開元通寶通錢每枚直徑8分，10枚重1兩，千文重6斤4兩；清順治年間，每個銅錢重一錢二分五厘，後又增為一錢四分，則每千文重八斤十二兩。古代「兩」這個重量單位雖有不同但大約都是40克左右，而「斤」則大約是700克左右。每枚銅錢平均重量5克。
目前金銀銅的價格（人民幣）如下：
黃金：100元/克
白銀：2元/克
黃銅：0.02元/克
推算結果為：
1兩黃金：約值4000元
1兩白銀：約值80元
1枚銅錢（1文制錢）: 約值0.1元
糧食價格
很多歷史專著中都通過糧食價格來直接衡量貨幣關系，雖然單獨考慮糧價並不很准確客觀，但應該是極其重要的參考。曉林在網上查到了如下記載：
「上白米(石) 九錢五分
Ⅵ 不好意思，我沒幣了。。能幫我免費解答嗎
網上最多可以訂到2月6號的票，因為18號當天也算的。還有就是網上訂票的話有時間段放票的，十點、十一點或者是三點，具體要看你的火車線路，買票的時候動作要快，幾秒鍾的功夫就會被搶完的。
電話訂票基本上不靠譜，一直忙線。
希望可以幫助到你，謝謝！
Ⅶ 如何評論漢武帝幣制改革的意義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出現並大量使用貨幣的國度之一，形制規范的商代"海貝幣"的不斷面世，即是實物證明。中國亦是世界上最早出現金屬鑄幣的國家，始見於西周晚期，後流行於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時期，諸候爭霸，列國並存，故當時的金屬鑄幣因國別呈現為幣制不一、品類繁多。秦兼並六國，統一度、量、衡，統一鑄行"半兩"流通天下，但時間短暫。在中國貨幣史上，真正使金屬鑄幣幣制不二通行天下，實行中央王朝統一鑄行，實從西漢武帝元狩五年（B. C118年）鑄行"五銖"幣到其徹底進行幣制改革之後。
"五銖"幣的統一鑄行，徹底改變和基本消除了西漢王朝初年以來幣制不一、鑄行紊亂而帶來的種種弊端，為漢武時期及之後的中央皇權統治和社會經濟發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試從西漢武帝統治措施中的統一幣制之舉，再行探究其因果，並就此略陳管見。
一、西漢初期幣制狀況
研究西漢武帝統一幣制的因果，不得不先看西漢初期的幣制狀況。
秦並六國，國家暫趨統一，社會經濟尚未恢復，秦末農民起義蜂起，強秦遂之國亡，繼而楚漢相爭，社會生產力嚴重衰退，經濟凋敝，民生艱難。西漢初立，自天子至民間實景，史載："漢興，接秦之敝，諸候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1〕。 為了鞏固初創的西漢王朝，挽救瀕於崩潰的社會經濟，自然成為漢初統治者的當務之急。
高祖劉邦初定天下，既採取了較秦時尚為寬松的經濟治理策略，其中很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在流通貨幣政策上採取了"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2〕的放鑄措施。 此措施的制定，基於漢高祖對貨幣職能的片面認識，意為錢多既富，錢多便能很快恢復社會經濟；加之統治者又意為放鑄能取悅天下之民眾。故漢初幣制一改秦之半兩幣量，鑄行薄如榆莢、重約"三銖"的"榆莢錢"。在鑄行中既有官鑄，亦有民鑄，幣重有別，形成了秦"半兩"、漢"莢錢"紛雜並行局面。今從諸多出土實物資料中可得確證。就錢范看，山東地區除前人已著述者外，近年有1982年博興縣店子鄉辛張村同時出土的十三件錢范中，既有"榆莢"范，也有"四銖半兩"范，其中的"榆莢"范："錢橫徑1.1、穿寬0.7厘米"〔3〕。又如該縣1986 年賢城村出土的"榆莢"錢范，其Ⅰ式范："錢模直徑1.2，穿0.7厘米，錢面文刻』半兩』二字"。其Ⅲ式范"錢模徑最大不足0.6厘米，小的僅0.4厘米，穿寬有者僅0.2厘米"〔4〕。再如，莒縣孫家莊子村1985年發現的"榆莢"錢范，其："A型：』半兩』錢范。……模徑1.2厘米，錢模圓形方孔，方孔邊長為0.7×0.7厘米。……從錢范的磨損程度可以看出，漢人用此范鑄錢行之甚久"〔5〕。此地點同出的B型"榆莢"錢范，從文中拓本看，與A型範外徑大小相似，而穿寬尺寸要大於A型範。
從上述幾例近年出土的漢初錢范，可知既是同一地點出土的同類錢范，其錢模尺寸是不盡一致的，用此種錢范鑄造的貨幣流通於市，給社會經濟帶來的不良影響和嚴重後果可想而知，史載曰："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余業以稽市物，物踴騰糶，米玉石萬錢， 馬一匹則百金"〔6〕。漢初社會中繼而出現了"棄本逐末"，對社會經濟恢復十分不利的局面。
為了遏制"棄本逐末"局面發展，漢初統治者又採取重農抑商的對策，史載："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農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後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7〕。這種抑商的對策，對重農固本雖起了一定作用， 但因對貨幣這一"特殊商品"本身職能的認識片面，縱民放鑄，才是引起"棄本逐末"弊端之根源沒有根本認識，雖採取重農抑商，但對當時的社會經濟治理，僅能醫其表，而難治其里，正如史書所載："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8〕。
西漢文帝時，繼續推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統治政策。對因貨幣紊亂而引發的物價騰漲、棄本逐末日甚的社會弊端，採取了通貨緊縮、大量減少貨幣流通量；對流通貨幣實施增重措施，改變流通貨幣的紊亂局面。
漢文帝改鑄"四銖半兩"的實物資料，近年也屢見出土，如博興辛張村1982年出"榆莢"錢范時，同出"四銖半兩"錢范五件、"榆莢"范和"四銖半兩"合體范二件。就"四銖半兩"范看，"錢模徑2.2、穿寬0.6-0.7厘米。錢模的穿兩邊陰刻篆書』半兩』二字"。其中的"榆莢"與"四銖半兩"合體范，每件范體一面刻"榆莢"錢模，一面刻"四銖半兩"錢模〔9〕。此地所見這批錢范，出土地點明確， 時代特徵明顯，尤其是"榆莢"與"四銖半兩"合體范的發現，史料價值甚高，佐證了漢文帝時實行通貨緊縮、幣量改制的歷史記載是可信的。
漢文帝時期雖有貨幣改制的措施，但在市面上卻是"半兩"、"榆莢"、"四銖半兩"並行，故此時的貨幣紊亂仍沒有得以根本好轉。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漸趨恢復，社會商品經濟較前發展，貨幣的社會需求量越來越大，前所實施的通貨緊縮及控制貨幣流通量的措施已明顯不適應社會經濟發展所需，在漢文帝前元五年時，其貨幣從通貨緊縮轉而成為"除盜鑄錢令，便民放鑄"。此令詔行前後，曾有執政大臣已意識到此令會給社會經濟帶來極大危害，提出："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10〕的諫議，可惜未被文帝所採納，故而各地官鑄、民鑄、盜鑄活動大為泛濫。流通貨幣的驟增，表面看是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當時的實況卻是"以美貿惡，以半易倍"〔11〕，"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12〕的牟取暴利行為日囂。商業活動日繁，貨幣需求量大增，鑄幣有重利可圖，加之"除盜鑄錢令"詔行，致使社會中又重現了"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束褥，冶熔炊炭，奸錢日多，五穀不為多"〔13〕的"棄本逐末"局面。因便民放鑄、私鑄、資鑄風行，流通貨幣中幣質好、惡並行，幣量輕、重相雜，"……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14〕，加劇了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
由於流通貨幣中出現的弊端，社會經濟矛盾日益突出，危及西漢的政治統治。為緩和經濟矛盾，重農固本，漢文帝曾數次下詔勸農歸田，曰："夫農，天下之本也。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道民之路，在於務本。……力田，為生之本也。"〔15〕在勸農歸田的同時，對放鑄之令時有收禁，或行幣量改制，但鑄幣獲利豐厚，雖有收禁，但結果則為："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16〕。
西漢初期，貨幣混亂局面的形成，其弊難以根除，除了漢初統治者對貨幣本身存有片面認識所導致外，尚有統治階層內部的諸多因素所致。漢高祖劉邦汲取："懲戒亡秦孤立之敗"〔17〕之鑒，為穩固其封建統治並藩屏中央王朝，"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鎮天下"〔18〕，前後九人封為各地封國諸候王。但後來封國發展則有違高祖本意，各地封國，大都地處關東，經濟發展有優越的環境條件，另外封國諸候王全面掌握封國內官吏任免、賦稅徵收、貨幣鑄行的權柄，為封國逐漸形成獨立於中央王朝之外的"獨立王國"，提供了諸多便利條件。
隨文景時期社會經濟的漸為恢復和有所發展，各地封國的經濟勢力也日益膨脹，逐步形成了"誇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寶百官，同制京師〔19〕"的割據局面。這種"尾大不掉"割據局面之形成，固然有其政治上的主要因素，但鑄幣權的擁有，使諸候王藉此聚財斂富，經濟上自成一統，則是經濟因素中之首要。如吳王劉濞的封國轄有三郡五十三城，地廣人眾，資源豐饒，史載曰："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有富饒"〔20〕，"……是時，吳以諸候即山鑄錢，富埒天子"〔21〕，其鑄行的錢幣廣泛流通西漢王朝域內。再如劉邦的庶長子劉肥就國於齊，"食七十餘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22〕，後雖"眾建諸候而少其力"〔23〕，將齊國一分為七，但齊國之域仍掌握於劉肥一系手中，其經濟基礎並沒發生大的變化，故齊地諸封國的經濟勢力仍居各地封國的前列。從目前所見考古資料，文景時期齊地各封國的鑄幣實物，也屢有所見。自1976年-1987年間，臨淄出土西漢初期的"四銖半兩"錢范4次，計14件， "錢模均無郭"，為文景時期的"四銖半兩"錢范實物〔24〕；今博興境內也出土過"四銖半兩"范；青島樓山後亦曾發現漢初的"半兩"范〔25〕；萊蕪銅山遺址曾出土"四銖半兩"錢范七件〔26〕；近年山東地區出土的文景時期的錢幣實物，更為多見，其中僅昌邑境內一次發現窖藏"半兩"錢幣，量達十萬枚之多。〔27〕依上可知文景時期齊地鑄幣地點東西南北均有之，其規模及鑄幣量亦是相當可觀。
由於各地封國經濟自成一統，逐步形成了獨立於中央王朝之外的強大經濟勢力，後在中央皇權與封國王權政治矛盾加劇之時，終於釀成關東吳楚七國之亂。這次叛逆的根源，固然是統治階層中的權力之爭，但封國敢於叛逆的基礎，則是封國經濟自成一統的發展，構成了叛逆的經濟實力，正如吳王劉濞叛後自稱曰："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28〕。"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29〕。依此稱鑄幣等權柄旁落於諸候王手中，是構成叛逆封國經濟實力中之首要因素，當不為過之。 二、西漢武帝統一幣制的過程、結果
武帝即位後，鑒於漢興以來的種種變故，在"文景之治"的基礎上，為加強皇權專制，在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採取了強化策略，在經濟方面推行了平準、均輸、鹽鐵專營、統一貨幣的重大舉措。在流通貨幣方面，鑒於市面上因流通"半兩"、"四銖"、"榆莢"等幣量不一的貨幣對社會經濟帶來的不良影響，在建元元年下詔廢文、景兩帝時的"四銖半兩"，改鑄"外形無郭"的"三銖"幣，收回封國的鑄幣權，並嚴禁民間私鑄。此種"三銖"，存世較少，但近年亦有實物面世，"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墓出土半兩錢35枚，另有一枚三銖錢。……另外，漢武帝之時的"三銖"錢范，在山東萊蕪銅山遺址1973年也見有實物出土"〔30〕。
漢武帝建元五年罷廢"三銖"，改鑄"半兩"，為穩定社會經濟秩序起了一定作用。但因大量用兵，加上皇室用度龐大，另有各地自然災害時有發生，使得略有好轉的國家財力儲備又出現入不敷出的枯竭狀態，史載："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縣官空虛"〔31〕。在西漢王朝財政出現嚴重危機之際，而許多豪商巨賈則乘機利用貨幣不一的混亂，囤積居奇，從中牟取暴利，史書記曰："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32〕。"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衣食皆仰給於縣官。……縣官大空，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給焉。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33〕。
漢武帝為緩解財政危機，採取大量鑄行"半兩"幣投入流通，以解燃眉之急。此舉反而引發民間私鑄、盜鑄貨幣風潮再起，雖對私鑄、盜鑄者重治嚴懲，但因重利驅使，鋌而走險者仍大有人在。流通貨幣中官鑄、私鑄、盜鑄混雜，真假難辨，社會中出現了"錢益多而輕"〔34〕的局面，貨幣貶值，物價騰漲，社會經濟再度陷入混亂，西漢中央財政危機依然。
"更始錢幣的澹用、而摧浮淫並兼之徒"〔35〕。漢武帝決心進行幣制的再次改革。此舉目的有三：一是借改制後的鑄幣之利，填補國家財力儲備的虧空；二是借新幣鑄行、舊幣廢止之機，清除豪商巨賈利用貨幣不一、居奇牟利的弊端；三是鑄行新幣，盡量減輕或消除私鑄、盜鑄貨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極大危害。
漢武帝元狩四年，始造幣值昂貴的白金三品幣和以白鹿皮為質的皮幣；罷鑄"半兩"幣，新鑄"重如其文"的"三銖"投入流通，收繳熔毀在此之前的各種鑄幣，並再次嚴令禁止私鑄。此次改制，因白金三品幣值昂貴，流通不便，新鑄"三銖"，盜鑄者無甚不便，前述弊端難以消除。為此，武帝元狩五年再行幣量改制，改"三銖"為"五銖"。始鑄行的"五銖"幣，整體郭圓方正，幣量輕重適宜，外郭相應加寬，防止盜鑄者磨損而取銅料，這種新鑄"五銖"的幣形，為穩定其幣值，起了積極的作用。
"五銖"幣鑄行之後，其幣形、稱量雖已定製，但除中央王朝鑄行外，各地郡國官署亦可鑄行，稱之為"郡國五銖"。郡國官署所鑄"五銖"的實物，屢有報道，在山東地區1979年3 月諸城昌城鎮出土銅質五銖范23方，其年代當屬漢武帝時期〔36〕；1965年萊陽古城亦出土銅質錢范13件，年代亦屬武帝時期〔37〕。因各地郡國官署鑄"五銖"幣時，時有減重、摻雜而牟利的現象發生，史載曰："郡國多奸鑄錢，錢多輕"〔38〕。為防止上述弊作，漢武帝元鼎二年"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39〕。新鑄的"赤仄五銖"料精工細，一枚等同郡國五銖五枚之值，前所鑄行的白金三品幣及"重如其文"的三銖幣罷廢。"赤仄五銖"幣存世較少，近年在河北滿城漢中山靖王劉勝墓中出土247枚〔40〕， 蔣若是先生論此即是"赤仄五銖"無疑〔41〕。
由於"赤仄五銖"比價高於"郡國五銖"五倍，流通中甚有不便，因拒收"赤仄五銖"而獲罪者史載有之，"（曲城）候臬柔坐為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側錢為賦，國除。"索隱謂：不用赤側為賦。案：時用赤側錢，而汝南不以為賦也"〔42〕。"鄲候周仲居為太常坐不收赤側錢收行錢論"。 顏師古注曰："赤側當收而不收，乃收見行之錢也"〔43〕。另外，因"赤仄五銖"價高，盜鑄獲利更厚，私鑄、盜鑄轉而為之，史載："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44〕。由於上述原因，赤仄五銖鑄行二年時，因"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45〕。
漢武帝鑒於數度幣制改制所暴露出的弊症，已看到鑄幣權的分散，是產生諸多弊症的主要根源，為消除弊症之源，漢武帝委重任於御史大夫桑弘羊主持幣制的徹底改革。漢武帝元鼎四年詔曰："……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46〕。此時專鑄之五銖，史稱為"上林三官錢"。此錢為專司鑄造，故幣質上乘，錢文挺秀，郭圓周正，式樣劃一，幣重如其文，且不易被盜磨，故"上林三官錢"鑄行後，"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盜為之"〔47〕。因此，漢興以來私鑄、盜鑄錢幣之弊一時衰竭，鑄幣權分散之積弊也同時根除，漢武帝統一幣制的數度改革，至此才終獲成功。 三、漢武帝統一幣製成功的條件
漢武帝統一幣制的改革，從其即位之初的建元元年（B. C140 年）至元鼎四年（B. C113年）前後歷時27年，其改革幾經變化， 至鑄行"上林三官五銖"時，才稱得上是最後成功。究其成功的條件（或原因），概括說來，當有下列幾條：
自漢立至武帝元狩年間，時有80餘年，其間經翦除異姓諸候王、平定吳楚七國之亂，實行"削藩"、"推恩"，西漢中央皇權專制統治已趨穩固。漢武帝即位後對匈奴族及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連年用兵和鎮撫，有助於國內局勢的進一步穩定。自漢高祖始，在統治思想上是採取黃老"無為而治"的思想，史載："當孝惠、高後時，百姓新免毒蠹，人慾長幼養老，肖、曹為相，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48〕。漢高祖以來的"無為而治"的統治得到了更廣泛地實施，"約法省禁"、"與民休息"使民間得到了更多的寬松。國內外局勢的相對穩定，西漢中央皇權專制制度的最終確立，可以說漢武帝統一幣制的改革得以成功的政治先決條件。
漢立至武帝元狩年間，由於政治先決條件的左右，社會生產力得以恢復和發展，史載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梭；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49〕。在社會經濟相對好轉的前提下，中央王朝控財能力得以強化，國家財力儲備增加，實則構成了漢武帝統一幣制的改革得以成功的經濟基礎條件。
西漢初期，是中國封建貨幣思想發展較為活躍的階段。漢武帝即位時，貨幣思想已從先秦"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50〕，單純強調貨幣本身職能作用的"輕重"貨幣意識，發展為："（鑄幣）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51〕的皇權專制統治下國家權力體現的認識階段，這表明中國封建的貨幣思想已漸趨成熟。可以認為，漸趨成熟的封建貨幣思想，構成了漢武帝統一幣制改革得以成功的思想主導條件。
漢武帝在其統一幣制的改革中，大膽、正確用人，亦是其改革成功的條件之一。漢武帝提拔任用巨商大賈或其後人為官，並委以重任，一改漢初以來對商賈"困辱之"的抑制，使這些人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提高。此舉一是為了改除朝廷要職非先朝功臣擔任，既是功臣子弟世襲的弊端；二是委任巨賈或子弟學管當時的鹽鐵、均輸、平準、酒榷等重大經濟策略的制定和實施，可謂是因才用人。商賈之子桑弘羊因其善於籌劃和"言利事析秋毫"〔52〕，深得武帝之信任，曾參與制定和實施武帝時期的一系列重大經濟政策，並執掌中央財政權柄三十餘年，輔佐漢武帝"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作出了巨大貢獻。史載其執政期間是"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53〕，為"漢武鼎盛之世"奠定了經濟基礎。桑弘羊做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理財家，備受後人推崇，史家評曰："如桑弘羊者不可少也"〔54〕。依此可以說，漢武帝不拘一格因才用人，則構成了其統一幣制改革所以成功的人才條件。
四、結語
漢武帝統一幣制的改革最終成功，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輝煌一頁，其歷史功績不可磨滅，史載："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55〕。此語雖有過譽之處，但並非全無道理。綜觀漢武帝統一幣制改革之緣由，歸結起來，既有鞏固其專制統治之所需，也有實現經濟控源，充盈國家府庫之必要。但其改革的目的，則是以鞏固西漢王朝中央皇權專制制度為要旨，實現便利徵收賦稅，積蓄民財，供統治階級自身享樂揮霍為基本目的。從歷史的角度來探究漢武帝統一幣制因果，說明了在中國封建時代，尤其是前期階段，在自然經濟占支配地位，商品經濟的水平也相對較低，社會流通貨幣的統一是相對而言的，而幣制的紊亂則是整個封建時代的通常現象。
我們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分析、研究漢武帝統一幣制的改革之因果，從中可得一歷史的借鑒，即：社會政治的穩定、統一，是社會經濟發展、繁榮的前提；社會經濟的發展、繁榮，會進一步促進社會政治的統一、穩定。兩者互為關聯，相輔相成，偏倚不得，而社會流通貨幣的幣制統一與否，其價值尺度和流通作用是否得以正確運用，則是社會政治與社會經濟兩者十分敏感的"晴雨表"，這亦是被歷史所證實的一點。
Ⅷ 抖音刷抖幣軟體是否真的存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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