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擬貨幣緒論
㈠ 中小企業如何做好員工激勵機制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威廉·詹姆斯在《行為管理學》一書中指出,通過對員工的激勵研究他發現,實行計件工資的員工,其能力僅發揮了20%~30%;在受到充分激勵時,其能力則可發揮至80%~90%.也就是說,同樣一個人在收到充分激勵後發揮的作用相對於激勵前的3~4倍。
根據波特與勞勒綜合激勵理論,綜合激勵理論是美國行為科學家愛德華·勞勒和萊曼·波特提出的一種激勵理論。所謂「綜合」,只是說這種模式提出了兩類報酬,即外在報酬和內在報酬,這兩種報酬的相互比較、相互作用,導致了激勵方式與激勵策略也必須多樣化、全方位、綜合考慮多方面因素的理論。
Teamtoken員工錢包的創導者,是以激勵為核心的企業管理軟體雲(SaaS),核心價值是為每個企業員工提供一個員工錢包,讓每個員工有屬於自己的積分賬戶、現金幣賬戶、虛擬股賬戶、期權賬戶、企業年金賬戶等,實現管理員工在企業的數字資產.還提供了以激勵為核心的應用生態,包括如團隊協作軟體、績效管理軟體、CRM軟體等,這些軟體也正是員工錢包的數據來源,讓協作、績效、銷售等工作能實時體現對員工工作的認可,並獎勵對應的積分、現金、股票或者期權等,讓管理更具有激勵效果。導航和許可權設置清晰,功能多且深入,大中小型企業都適合。開放埠,可以嵌入在釘釘和企業微信中使用。
一、讓每個員工都擁有三個動態儲存激勵價值的賬戶
1、積分賬戶(量化過程,認可反饋)積分賬戶,認可反饋
申請積分
員工自己申請積分,也可以給別人申請積分,由審核者對申請進行審核,積分是對工作過程和好的行為的一種認可反饋。積分標準是可由企業管理者自行設定,企業可以通過設定積分標准將員工的行為引導成企業價值觀所倡導的方向。
目的:量化過程(認可反饋),積分獎勵是一種內在獎勵,和現金獎勵以及股權激勵等外在激勵形成互補關系 來源:行為、任務、匯報、銷售 應用:觸發獎勵的依據之一、也可作為績效考核的重要依據之一
2、現金賬戶(獎勵成果,中短期激勵)
企業對內發行數字貨幣(Token)激勵員工,現金幣在未來可提現、購買福利、認購虛擬股等。可應用在績效獎金、提成獎勵、特殊獎勵、年終獎勵等場景。現金幣是以企業信用作為背書而發行,企業用未來的資金激勵現在的員工。
消費權
員工通過」消費權+現金幣「或」消費權+積分「購買福利商品,消費權是通過獎勵獲得
消費權就像計劃經濟時代的「糧票」,企業實現有計劃釋放福利的鑰匙
提現權
一般情況下員工持有提現權即可更快的申請提現, 企業通過發放提現權來掌握現金幣變現的時機、數額和群體,提現權的管理和企業現金流情況有較大關系,由企業根據自身情況發放。
認購權
員工持有認購權才可以認購公司發行的虛擬股權,企業通過對認購權的發放來控制持有虛擬股權的群體、數量和時機,持有虛擬股的員工是重點培養對象,一般情況下只有對長期激勵員工才發放認購權。
3、股票賬戶(留才,長期激勵)
幫助企業做好股權激勵,動態管理每個員工持股。股權激勵是留才的重要方式,也是長期激勵的有效工具。虛擬股可通過獎勵獲得,也可通過主動認購獲得。目的:留才(長期激勵),來源:獎勵(由積分排名、績效、關鍵成果等觸發),應用:分紅、股東身份。觸發獎勵獲得股票,根據績效和積分排名等指標固定獲得股票。
股票認購
公司可根據實際情況釋放股權認購,員工可以根據自己需求進行股權認購,支付方式可以設置成現金幣支付或人民幣支付。
虛擬股交易
虛擬股可設定交易鎖倉期,到期後可掛售,該功能可關閉
認購權
股權認購可以要求必須持有認購權來限定認購人群和認購優先順序
4、工作應用工具:打通現金幣、積分,對工作成果及時進行量化和獎勵
任務協作:任務管理,對任務量、任務難度、完成質量進行綜合積分量化打分
績效管理:打通績效和現金幣獎勵
CRM(即將推出):通過積分量化客戶管理工作、銷售管理工作,通過現金幣獎勵工作業績
區塊鏈+,存儲員工在企業的數字資產
企業對內發行現金幣用於員工激勵,現金幣賬本,記錄員工現金幣轉賬記錄,股權登記,作為公司的股權登記簿
福利商城
企業一鍵上架千款福利商品,員工通過積分和現金幣購買福利
㈡ 關於人民幣國際化論文的緒論怎麼寫
1、背景
國際結算計價單位是美元,大家都用美元來說話,買賣都用美元,所有人手裡都是美元,那麼盈餘的人要投資自然選擇的是美元資產。
2、人民幣國際化具備的條件
1)國際社會對人民幣的信心與信用
2)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
3、人民幣國際化需要具備的條件
1)自由兌換
2)消費能力持續增強,進口增長,也就是說要成為買家
3)國家有足夠強大的實力,包括軍事實力
4、國際化的困難及對策
美國是不會允許這么做的,美國有2個武器,一個是核武器,另一個比核武器還厲害,那就是美元。對策就是要等到中國的實力與美國相當的時候,並在此之前推動人民幣自由兌換,將人民幣作為國際計價單位和國際結算工具
5、意義
「我們的貨幣,他們的問題」,這句話原來是「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卻是世界的問題」,意義不言而喻
㈢ 最早的貨幣是誰發明的
質疑:"中國最早的貨幣是海貝"說
發布時間:2002-11-4 文章來源:學說連線 文章作者:佚名
三星堆遺址兩個坑中出土數量最多的東西就是海貝,據考古統計,一號坑出土有260多枚;二號坑出土則多達4600多枚。目前學術界一致看法是:海貝是作為貨幣流通所用的。由於四川處於內陸,內陸湖泊和我國近海都不出產貝類,而這些類型各異的貝類均產自熱帶或亞熱帶淺海區域。於是有人推測四川與東南沿海、尤其與古印度文明的文化交流關系,試圖證明三星堆文明是受外來文化的影響所致。當然,不同觀點的學術爭鳴,有利於對問題作更深入的探索,最終達到較為統一的認識。但前提條件應當是正確的。就三星堆的海貝而言,上述觀點均源自「海貝是作為貨幣流通」而來的前提條件。人們亦未深入地探討海貝本身蘊涵的文化內涵,以及海貝本身透露出的信息價值與歷史寓意。亦就是說,「海貝是中國最早的貨幣」這一觀點是否正確原本就值得商榷。
較為系統地論述「中國最早貨幣是海貝」這一觀點者為肖清先生所著《中國古代貨幣史》一書,作者在《緒論》中說:貨幣在我國很早就產生了,並發展為光輝燦爛受外來影響較少、長時期保持著東方獨立體系特色的貨幣文化。中國最早的貨幣是海貝,這在世界上不少國家和地區並不乏見。海貝在我國發展成為貨幣可以上溯到夏商時期,即我國進入階級社會,國家產生的時候。充做貨幣的天然海貝,產於南方暖海中,對於處在黃河流域夏、商國家中心地區而言,它是一種來自外來交換品。在它作為流通中主要貨幣最盛行的商代晚期和西周時期,還出現了無文銅仿貝,成為我國金屬鑄幣的濫觴。
此外作者還在該書《第一章:中國貨幣的起源》中說:從地下發掘出的實物來看我國貨幣起源可以明顯發現,我國最早的貨幣海貝,是產於南方海中,對於北方的夏、商、周族來說,它是一種外來物品。在商品交換發展的早期,貝殼與金屬比較起來,不用分割,本身即可成為天然的計算單位,是充作貨幣的良好材料,因而,貝是可能成為,最早的或最重要的實物貨幣的。
作者圍繞這一觀點所引用最有力的文獻證據,則僅限於《鹽鐵論》所雲:「弊(幣)與世易,夏後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並以此下結論說:「恆寬在《鹽鐵論》中,認為'幣與世易',並且指出我國最早的貨幣是'貝',而最初發生貨幣的時代則為夏代。」緊接著又引出土文物發掘中有大量貝的發現,以及殷墟甲骨文、傳世的殷彝銘文中有關貝的記載,進一步論斷「從地下發掘出土的實物來看我國貨幣的起源,可以明顯的發現,我國最早的貨幣是貝。」在這里姑且不論《鹽鐵論》的記載是否符合歷史的真實,對甲骨文金文所記貝的理解是否准確,僅就作者論點來分析,其本身就存在著兩大致命的缺陷。
其一,倘若謂海貝是我國最早的貨幣,而「它是一種來自遠方的外來交換品」,則我國能「長期保持著東方獨立體系特色的貨幣文化」,從開始起,其「母體」就是「舶來品」,何來「東方獨立體系」可言呢?事實上,我國最早的貨幣並非是貝,而是金;其起源時間亦不是夏商時代,而是在「三皇五帝」時期。
據《尚書·堯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可見唐虞時代我國已具有較為成熟的天文歷法、音律、度量衡及禮儀制度。而金已用作贖刑,則明顯具有為社會所採用的計量標准。按《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厥貢惟金三品。」即言金分為黃金、白銀、赤銅三品。又《尚書·五子之歌》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據《說文》曰:「鈞,三十斤也。」四鈞為石,即一百二十斤。則知夏朝時已有標準的計量單位,其「金」的計量亦應有相應的標准來匹配。據《尚書·呂刑》明確地記載:「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鼻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罪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此乃著名的「五刑罰金」標准。鍰即計金之單位,一鍰為古制之六兩。《管子·小匡》曰:「小罪入以金鈞,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又《管子·乘馬》曰:「黃金者用之兩夜,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則百用節矣...黃金一鎰,百乘一宿至盡業。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瀑布,百兩當一鎰。」鎰,古制為二十四兩(一說十二兩)。按《淮南子·齊俗》曰:「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呂刑》雖為西周穆王時代之制,然夏商周三代均承襲"三皇五帝"之法,亦可視為"金作贖刑"之標准根據。故《管子·國蓄》雲:「五穀食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則正反映出「金」作為社會生活通用之貨幣應始於唐虞時代。而金的最先被使用,據《管子·揆度》雲:「葛廬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則知應始於炎帝時代的蚩尤其人也。
由此看來"金"的被發現和利用,至形成獨立體系的貨幣文化,從一開始起"母體"就是具有華夏民族傳統文化的特色。
其二,倘若海貝在商品交換時期就成為貨幣而流通使用,那麼,在南方印度洋周邊諸國之商人,可隨處信手拈來,不遠萬里之遙來到四川或中原地區換取極為珍貴的珠玉布帛。中國商人亦可不懼千里之遙去獲得這種無本之幣。這對他們來說,比造假幣來攪亂市場還更為安全、毫無成本風險。試想,這樣一種不對等、違反相等價值貨物交換原則的蠢事,竟然會被聰明的華夏先祖奉為珍貴的寶貨而極力想獲取,豈非咄咄怪事?更何況當時社會根本沒有剩餘財富允許有如此的交易狀況存在。如《國語·周語下》單穆公諫景王鑄大錢時曰:「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拯救民。民患輕,則為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將用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就因為周景王要鑄大錢,都要加重人民負擔,而致人民流離出走,若用不值錢而又隨手可得的天然海貝來做貨幣,換取馬匹與玉帛菽粟,恐怕整個中國都將崩潰。這種海貝能為當時中原各國和四川地區的王公諸侯作為流通的貨幣所接受嗎?這一點明顯不符合當時的歷史實際。按《管子·國蓄》曰:「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為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托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以黃金為中幣,以刀布為下幣。」《管子·小匡》又曰:「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齊以良馬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春秋時代的管子都沒有言及海貝而只言珠玉、黃金、刀布是社會流通的貨幣,海貝並非流通的貨幣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了。
由此看來,恆寬《鹽鐵論》所雲:「幣與世易,夏後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幣。」所謂「玄貝、紫石」,應指珠玉類上幣,其中包括有貝,但不能以此而定"貝"就是當時社會流通之錢幣。按《說文》曰:「弊(幣),帛也。」泛指絲織玉帛類,《尚書·召誥》載成王委派周公營建洛邑期間,「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賜周公。」即以各諸侯之玉帛賜周公,以示誠敬。又《尚書·顧命》記成王死後,各諸侯參加喪禮時,「賓稱奉圭兼幣」就是奉獻珍貴的玉帛。可見各地諸侯貢敬天子極為珍罕的珠玉龜貝。在周成王喪事禮儀陳列中就有各地貢獻的珠玉、弓箭、文貝、大貝等物。所謂「古者貨貝而寶龜」之說,乃是帝王財富資產的象徵,並非一般意義上百姓作為貨幣流通用的錢幣。故《管子·侈糜》曰:「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藏布帛。」在殷周時代的甲骨文或殷彝銘文中有「囚貝」、「賜貝」、「取貝」的記錄,恰好印證珠貝類財富,正是諸侯、天子上層社會有「名器藏寶」的傳統習俗,以示國家的財富多寡。如《管子·極言》曰:「國有寶,有器,有用,城郭險阻蓄藏寶也。聖智器也,珠玉未用也,先王重其寶器而輕其未用,故能為天下生而不死者二。」《國語·魯語上》曰:「魯飢,臧文仲言於庄公曰:'……鑄銘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銘器糴於齊'……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就是講魯國發生飢荒,派文仲攜魯之鍾鼎財寶、往齊國糴糧。同理,夏後以玄貝,周人用紫石進行交易,這種現象是有的,就如今人用祖傳之寶在文物市場進行交易一樣以合乎情理。倘若以此為普遍現象推定夏周社會就是以貝幣、玉幣作通用貨幣流通,則有「一葉障目,不見森林」之嫌。何況前文論及當時社會已實行三品金、鍰、鎰、鈞、石作為貨幣計量標准,故後世造字時,多以"貝"為財富類字根的象徵,而"金"字則成為錢幣的專用字元。
「貝」又有什麼寓意呢?今三星堆出土文物或許能給我們做出合理的解釋。如三星堆二號坑出土海貝多達4600枚,且多裝於青銅禮器之中,這種情況正是「鑄銘器,藏寶財」之意,也是殷墟甲骨文和殷彝銘文中記載青銅器物中有貝的緣由。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在二號坑中出土有帶圖案的玉璋(見圖一),玉璋上分為上下兩組對稱的人物圖案,由於柄部極窄且有孔,只有兩個人物(見圖二),此組人物為頭戴平冠,耳系鈴形物(見圖三)。下面一組的三個人物,則頭戴「幾」形冠,兩耳所系圓形之物(見圖四)。從兩組人物的冠、鞋和耳飾來判別,兩人組為男性,三人組為女性。從同坑出土的銅貝、銅鈴來看(見圖五),其男性耳系之物為銅鈴,女性所系則為銅貝。蓋,鈴為陽性,貝為陰性也。三星堆出土之青銅人頭像,其耳下均有穿孔,但所戴何飾物不得而知。今從玉璋所刻人物之耳飾中則找到答案了,貝則為女性性別之標志也。
在殷商甲骨文及銘文中多以「朋」為貝的計量單位,如「貝朋」,「貝十朋」,「貝六百」「貝廿朋」,《詩·小雅·箐箐者莪》雲:「賜我百朋」。這些記載,亦是許多專家學者認為「貝」是用作通用貨幣的重要理由,實際上,這些名器中的「貝」應理解為女性數量的紀錄。因為在三代時,天子諸侯就有畜妾賜妾之習俗,據《管子·小匡》曰:「昔先君襄公,高台廣池,湛樂飲酒……惟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千,食必梁肉,衣必文綉。」《晏子春秋》卷七載景公有「女子發簪者以數百」,同書卷八又曰:「婢妾,東郭之野人也,願得入身,比數於下陳焉。」可見諸侯王公都有數量不少的姬妾,而賞賜婢妾,也是顯示資產富有的表現。所謂「賜貝」、「賞貝」、「取貝」,正是財產富有的真實記錄。至於「一朋」具體指多少「貝」,有謂「一朋十貝」或「十朋五貝」之說。揆之情理,甲骨文「貝朋」之較符合「十朋五貝」之說,即「一貝兩朋」。否則,詩雲「賜我百朋」,以「一朋十貝」計,則要賞賜一千個女子,這亦不符合實際情況;按《尚書大傳》卷三「洛誥傳」曰:「古之處師,八家而為鄰,三鄰而為朋……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者不朋。」故知「一朋為三」也。今三星堆出土有「三貝一朋」之銅貝即為實證也(見圖五)。若以此計,則「賜我百朋」即三百貝,「貝六百」即二百朋,似較合情理也。因此,《尚書·皋陶謨》記丹朱「朋淫於家」,同書《洪範》曰:「無有淫朋」。按《晏子春秋》卷八曰:「嬰聞之,去老者,謂之亂;納少者,謂之淫。」所謂「朋淫」,正謂與婢妾群淫之事也。由此看來,殷商卜辭殷彝銘文中之「貝」,並非貨幣也,而是女性的標志。三星堆出土的海貝亦應是當時社會女性人數的真實數量。
據《禹貢》揚州貢「織貝」來看,說明當時在東南沿海一帶亦有海貝生存,並非全是由南方印度洋而來。抑或數萬年前海洋退到基本上與今天的海岸線相近時,或許在內陸的四川盆地會殘留下數量不多的海貝。正因為其量少而珍貴,後又造銅貝代之,華夏先民取其像女性之生殖器官而珍視之。這種現象本身就保留著母系社會的痕跡。三星堆出土的文物證實,有關女性為代表的文物極少,說明社會已漸轉向父系社會。而代表女性標志的貝又裝在極為庄嚴的青銅禮器中,更顯示出女性的崇高和受尊敬的地位。這種禮儀,自三皇五帝時代沿襲至夏商周三代,至秦時則漸廢矣。
㈣ 企業貨幣資金內部控制問題探討論文的引言怎麼寫
據我的經驗你要是碰到個比較嚴格的老師,那這個就很不好寫因為我寫的就是內控,可是內控准則去年才新頒布,關於這方面的材料非常少,即使表明是今年的事實上也都是0304年的。老師會讓你寫新東西,特別難寫不如寫綠色會計方面的吧,題目新穎
㈤ 人民幣匯率升降是怎樣影響進出口量和人民幣收益的
理論上說只會影響出口,對進口是有利的,因為人民幣和美圓的匯率增加了,就是更值錢了,進口成本比照人民幣是減少了。
人民幣升值以後,對於出口是比較有影響的,因為一美元兌換人民幣減少了,同比其他貨幣來說,產品就比以前價格高了,出口成本增加,對相應的出口貿易來說是不利的因素。
㈥ 論文:人民幣匯率均衡的實證研究
匯率均衡論
匯率研究是貨幣金融領域中一個重要的方面,西方國家的匯率理論有著悠久的歷史,並形成了豐富的成果。相比而言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卻起步較晚,『成果很少。隨著我國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匯率這種經濟杠桿的作用日益重要,匯率政策已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促使我們必須重視對匯率進行理論上和政策上的研究。
在匯率研究范圍內有不少問題可供選擇,本文以匯率均衡為研究對象,原因有兩方面:
一方面、匯率均衡研究在西方匯率理論中仍是一個相對薄弱的環節,自然也就是一個很有「挖掘」潛力的理論課題。如果我們能用科學的方法,取得不同於西方理論但又高於西方理論的匯率均衡研究成果,將是有理論意義的。
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是,迄今為止,在我國為數不多的匯率研究中,尚沒有發現對匯率均衡問題進行專門研究的成果,可以說這還是一個「空白」領域。而現實是,經濟發展中總存在著「均衡」運行的問題,西方國家如此,我國也是如此。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就強調經濟總體和各部門之間的平衡,現在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過程更需要重視經濟的均衡運行。而經濟的均衡運行是由許多方面的均衡及其相互配合組成的,匯率便是其中之一。匯率均衡是保征我國對外收支平衡的重要條件,對國內經濟的其他方面也將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理論分析為前提,以中國現實經濟發展為出發點,建立我們自己的匯率均衡理論是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的,我希望在這方面進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本文是在瀏覽了國內外關於匯率研究的大量文獻和搜集了關於人民幣匯率的有關資料的基礎上進行的。論述採取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式,分為匯率均衡一般分析(上篇)和匯率均衡特殊分析(下篇)兩大部分。
主要內容如下(按各章順序):
首先,對全文的中心議題、指導思想、基本思路及有關概念作概括說明,並對西方匯率理論中關於「均衡匯率」的研究作了一般性介紹,這些構成緒論的內容。
在上篇中,我們首先將匯率均衡納人整個宏觀經濟體系中,建立了匯率這一經濟變數與經濟其他主要方面之間的均衡關系。這些均衡關系包括;匯率與價格水平的均衡、匯率與貿易收支的均衡、匯率與貨幣供求的均衡、匯率與利率的均衡、匯率與國民收人及收入分配的均衡、匯率與財政收支的均衡、匯率與資本流動的均衡。這些內容是我們論證匯率均衡的理論基礎。
在闡述了匯率與各種經濟因素之間的均衡關系之後。我們又將匯率均衡置於匯率政策目標下,對匯率政策進行了概括分析,得出的一個結論是:匯率均衡既是一種理想的匯率運行狀態,又是一種目標體系。它應成為匯率政策的主要目標,輔助宏觀經濟發展總目標的實現。作為匯率政策的目標,匯率均衡具有多方面的含義。對此,我們進行了3個層次的分析,包括:內部均衡與對外均衡、局部均衡與總體均衡、短期均衡與中長期均衡。
匯率均衡不是一個靜態概念,而是一個動態概念,其內容既會因匯率及各種經濟變數的變化而不同,也會因匯率政策的調整而不同。匯率政策調整對匯率均衡起著決定性作用,這種作用主要體現於匯率政策取向上。匯率政策取向是一個帶有一定主觀色彩的概念,它引致匯率均衡向著某一個由政策確定的方向變化,這個方向有時是根據客觀經濟變化而定的,更多的時候是政府為了實現某個特定的目標而作出的決策。無論如何,取向性的匯率調整可能會導致匯率均衡在現象上出現一定「偏差」。但是,如果政策取向本身是正確的,是符合經濟發展目標的,這種「偏差」就是匯率均衡過程中的必要形式。
在進行了宏觀經濟環境下和匯率政策條件下的匯率均衡分析之後,我們對有關的匯率指標作了系統性的分析。這些指標包括:購買力乎價、實際匯率、有效匯率(多邊有效匯率和雙邊有效匯率)、實際有效匯率等,還有可以估價匯率均衡程度的基本國際收支法。它們能夠從不同方面分別測量匯率的真實水平或客觀水平。作為量化的匯率指標,它們可以為匯率均衡程度檢測、匯率政策調整提供明確的、可行的依據。
在上篇的一般理論分析基礎上,我們展開了人民幣匯率的特殊均衡分析。這構成下篇的內容。
首先,對於人民幣匯率均衡的特殊前提作了簡要說明。人民幣匯率的特殊性主要原因在於中國經濟體制的特殊性,體制的特殊性決定了匯率目標的特殊性和政策取向的特殊性,相應地,人民幣匯率均衡也具有特殊的含義。
對人民幣匯率的均衡分析,是從其歷史回顧開始的。在第7章中,我們系統地介紹了人民幣匯率的演變過程,同時對伴隨人民幣匯率歷史變化的原因進行了評價和分析。
人民幣匯率政策是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經濟體制的許多方面都密切相關。但它們之間的關系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80年代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匯率政策與我國貿易體制、價格體制、貨幣供求關系、財政稅收等方面表現出日益密切的相關趨勢。一方面,匯率政策對於這些方面具有了更加重要的影響或制約作用;另一方面,這些方面的步步深化改革對匯率政策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促使其在目標內容上、政策手段上都進行相應的變革。
在論文的第9章中,我們對人民幣匯率的各種指標進行了系統分析,其中包括:人民幣購買力平價之評價、人民幣實際匯率分析、人民幣有效匯率分析、出口換匯成本分析、以及對作為「平行匯率」的貿易內部結算價、黑市匯率、外匯調劑市場匯價進行的分析。人民幣匯率的相關指標分析可以為我們提供官方名義匯率所不能表現出來的許多東西,可以從不同角度展示出人民幣匯率變化的真實軌跡及其存在的問題。這些分析是重要的,因為它們能為匯率政策的歷史評價、匯率政策的改革調整和人民幣匯率的均衡檢測提供現實的依據。
根據上篇理論分析的思路,我們在第10章進行了人民幣匯率均衡目標分析。人民幣匯率均衡是我國匯率政策的目標,它與一般理論分析下的匯率均衡具有不同的內容,就其本身而言,處於不同的經濟發展時期也會有不同的內容。我們根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步驟劃分出近期的和中長期的人民幣匯率均衡目標模式。近期的均衡目標適應干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階段,是匯率政策改革的現實選擇。它取決於3個大前提: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外向型貿易發展戰略,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中長期的均衡目標是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匯率政策目標選擇,對中國來說是一個較遠期的目標方向。可以設想的是,中長期匯率均衡目標將是一個包含更多變數的、較寬的匯率目標區間,是由許多個近期目標區域構成的連續運行軌跡。
在論文的最後一章,即第11章,我們就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有關問題作了探索性的分析。這些問題包括:關於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對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探討;統一匯率形式、建立健全外匯市場;對人民幣可兌換性的探討。這是目前我國外匯體制與政策改革中面臨的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就這些方面提出的觀點或建議是在本文對人民幣匯率進行了一定研究的基礎上闡述的個人觀點,也是作者希望將匯率理論研究運用於現實分析的具體體現。
論文在就上述各方面進行了論證之後得出的基本結論是:
(l)匯率是宏觀經濟體系中重要因素之一,而不僅僅是一個「價格形式」,匯率均衡也就應體現出各個經濟因素之間內在的、有機的「因果鏈」關系,而不只是一個匯率水平問題。由此決定了匯率均衡研究必須從匯率與各個經濟因素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入手,將其納人宏觀經濟體系的「大環境」中進行。
(2)匯率均衡是一種理想的匯率運行狀態,從匯率政策角度來研究,它就是一種目標體系。匯率政策必須以匯率均衡為目標來確定其具體內容、手段和調整方向。而作為目標體系的匯率均衡應是全面的、動態的、多層次的均衡,它既由宏觀經濟發展目標所決定,又因各種經濟因素和政策取向的變化而不斷地得到調整。
(3)匯率均衡的具體表現形式是均衡匯率,均衡匯率是量化的匯率均衡水平。由於匯率均衡是一個全面的、動態的概念,均衡匯率作為具體化了的目標模式也就不可能是一個「水平點」,而只能是一個由不同時間長度等因素決定的、寬域不同的、動態的、最佳匯率區間,這個目標區間就是匯率政策的「目標靶」,而且是一個可移動的「目標靶」。
(4)對於人民幣匯率來說,同樣存在著匯率均衡問題,只是傳統經濟體制的限制使得人民幣匯率均衡研究在內容上、方法上都受到一些局限,對其評價也沒有一致的標准。特殊的經濟體製造就了匯率均衡以特殊的內容和含義。對人民幣匯率均衡進行的特殊分析應著眼於目前和近期的發展,在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過程中,匯率均衡已成為經濟均衡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條件之一。匯率政策應該樹立匯率均衡的目標體系,並根據宏觀經濟發展目標來確立其內容。為了實現人民幣匯率均衡這一政策目標,改革匯率調節機制、發揮匯率的市場調節功能是十分必要的。同時、匯率均衡仍需要政策取向的引導,但政策取向不應以主觀決策為主,而應順應經濟發展規律,作出有利於市場經濟改革的選擇。
在整個論文的構思寫作過程中,作者力求對匯率均衡這一題目進行有創見性的研究。指導思想有兩條:一是不走西方的路子,雖借鑒它們的一些基本理論,但重在用科學的、辯證的方法形成獨立的研究體系;二是將理論研究服務於現實經濟生活,唯其能為我國的匯率政策和經濟改革提供一些有用的東西才是有價值的。
根據這樣的指導思想,本文在一些方面試圖作突破性的研究,這些方面是:
(l)將匯率納人宏觀經濟體系中,確立匯率與多種經濟因素之間的均衡關系;由此得出了更為全面的匯率均衡概念。
(2)指出匯率均衡與均衡匯率之間存在的辯證統一關系;並提出匯率均衡作為目標體系,是一個動態可調整的特定匯率區域的論點。
(3)提出匯率均衡中的政策取向這一概念,對政策取向的特徵、含義及其客觀必要性進行了分析。
(4)對於西方匯率理論中出現的一些匯率指標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深人的分析,澄清了人們觀念中對這些指標模糊的或錯誤的認識。
(5)對人民幣匯率的相關指標進行了系統的應用分析,其中有些是應用國際上已有的指標模式進行的現實分析,有些則是對我國外匯體制下的特殊匯率指標進行的分析。它們可以從不同角度揭示人民幣匯率存在的偏差和匯率體制存在的問題。
(6)對當前人民幣匯率改革面臨的有關問題進行了探討,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和建議。
同時,不可避免的是,在全文論述中還存在著許多問題,有不少屬於因個人理論水平所限或功夫不到而導致的不足或缺陷,也有一些是客觀條件限制所致。這就使得文中有些地方沒有得到更理想的發揮或更深人的論證。這些地方主要包括:
對於匯率均衡的目標模式,本文只是著重了涵義和基本思路和刻劃,而沒能建立起一個全面的、理想的模型;
匯率均衡理論還缺乏數量分析方法的進一步論證;
對人民幣匯率的各種指標分析可能由於資料和統計數據的限制而不夠全面和精確;等等。
另外,在涉及到匯率以外其他方面的論述時可能存在著一些不足甚至錯誤之處。所有這些都有待於本人今後通過向前輩們學習和進一步的探索來加以修正和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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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 怎麼進行人民幣冠字碼識別
人民幣紙幣上除了漢字、少數民族文字、漢語拼音及第四套人民幣主幣上增加的盲文外,還有用以控制各種票券印製數量和防偽作用的冠號和號碼。冠,取首之意,冠字也稱「字頭」,即印在票券號碼前的符號,用以表示各種票券和印製數量的批號。
中國人民銀行發行的五套人民幣紙幣,前三套均使用兩個或三個不同的羅馬數字(Ⅰ、Ⅱ、Ⅲ、Ⅳ等)作冠字,第四套人民幣改成兩個相同或不同的漢語拼音字母作冠字,而「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流通紀念鈔只用一個漢語拼音字母作冠字。
號碼也是表示票券印製數量的編號,是每一冠字批號中的具體編號,一般採用阿拉伯數字排列號碼,一票一號,在同一冠字批號中的號碼一般不會出現重復。從鈔票的號碼位數可以看出該組冠字所印票券的多寡,即位數越多,印製數量越大,反之印製數量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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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字型大小碼新排列方式
2010年年初,央行調整了人民幣紙幣的冠字型大小碼排列方式,如市場所見「A0A0000001」方式。隨著現金發行量的增加,人民幣紙幣冠字型大小碼排列方式仍會不斷調整變化(如「A00A000001」和「A000A00001」等排列方式。
市面上較為廣泛使用的第五套人民幣100元紙幣的冠字型大小碼為十位,前兩位是大寫的拼音字母組合,後八位則為阿拉伯數字,其中冠字型大小碼前四位為紅色,後六位為黑色。
央行有關人士證實,如今兩個拼音字母相互排列的冠號組合已經全部使用完,因此有一部分人民幣百元鈔冠號部分變更為拼音字母 數字拼音字母的形式,就如市面上已經出現的「A0A0000001」。而且,今後隨著現金發行量的增加,冠字型大小碼的排列方式還將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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