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貨幣政策對虛擬經濟的影響

『壹』 如何理解貨幣政策對經濟運行的影響（論述題）T^T

"首先要理解什麼是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的手段有哪些？貨幣政策要達到的目的是什麼？貨幣政策是怎樣達到這樣的目的的？
貨幣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銀行為影響經濟活動所採取的措施，尤指控制貨幣供給以及調控利率的各項措施。用以達到特定或維持政策目標。
貨幣政策的主要措施有：第一，控制貨幣發行。第二，控制和調節對政府的貸款.第三，推行公開市場業務。第四，改變存款准備金率。第五，調整再貼現率。第六，選擇性信用管制。第七，直接信用管制。
貨幣政策要達到的目的是：穩定物件，充分就業，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國際收支平衡。
貨幣政策分為擴張性的和緊縮性的兩種。 也就是積極的貨幣政策和消極的和消極的貨幣政策。
積極的貨幣政策是通過提高貨幣供應增長速度來刺激總需求。主要採取的措施是在公開業務市場大量收購債券和股票，降低再貼現率;降低銀行存款准備金率;降低存貸款利率。在這種政策下，央行以購入債券和股票的方式將貨幣發向市場，同時商業銀行的貨幣供應量增加，企業和個人取得信貸更為容易,市場上流通的貨幣更多。從而能刺激投資的增加，實現充分的就業，並增加消費，促進經濟的發展。當總需求與經濟的生產能力相比很低時，使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最合適。。
消極的貨幣政策是通過削減貨幣供應的增長率來降低總需求水平。主要採取的措施是在公開業務市場大量出售債券和股票，增加再貼現率;增加銀行存款准備金率;增加存貸款利率。在這種政策下，央行以賣出債券和股票的方式將市場上的貨幣收回，同時商業銀行的貨幣供應量減少，企業和個人取得信貸較為困難，市場上流通的貨幣量減少。投資和消費將減少，有利於給過熱的經濟降溫，防止通貨膨脹。
要適當合理的利用貨幣政策的手段和措施，針對不同的經濟形勢不斷進行貨幣政策的調整，達到穩定物件，充分就業，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的目的。"

『貳』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為什麼影響實體經濟

貨幣政策三大手段，調整再貼現率，調整准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都是中央銀行想影響貨幣資金價格，從而影響到貨幣的供應量，進而影響實體經濟的載體。

一是貼現率調整以後，實體經濟會感受到資金價格的變動，也會意識到中央銀行對經濟的干預傾向；這種手段老百姓很少看到，也不會很注意；

二是調整准備金率，這個工具的作用最為直接，影響最大，是猛葯，西方國家比較少用，但是中國央行最常用，近幾年都是連續在使用。這個工具會直接影響到銀行的可貸資金，進而會使實體企業貸款的難易度發生變動。比如提高准備金率，存入銀行的資金會有更多被要求交存到中央銀行，因此商業銀行剩餘下來可以用於向企業貸款的資金減少了，銀行的資金少了，利率水平也會相應提高，企業貸款就會變難，進而影響到實體經濟，起到緊縮經濟的作用；相反，可貸資金增加，利率水平會降低，擴張經濟。

三是公開市場業務是指中央銀行通過買進或賣出有價證券，吞吐基礎貨幣，調節貨幣供應量的活動。公開市場操作，簡單說就是中央銀行用貨幣在市場買入中央票據或才賣出票據，買入的時候，市場上的票據減少，而貨幣就增加了，貨幣供應量增加會使銀行可貸資金增加，會降低利率，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相反，賣出票據的時候，市場上人民幣減少了，貸款就難了，會緊縮經濟。當然中央銀行買入的也可能是債券，有很多種。

以上都是很通俗的說明。

『叄』 試述我國近幾年的貨幣政策及其實施效果.

近七年我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效果評述
——兼評經濟增長模式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央決定將我國實施了近七年的積極財政政策轉變為穩健的財政政策，從而宏觀政策由「一積極，一穩健」轉變為「雙穩健」。這是繼去年10月29日央行做出加息決定後針對我國當前經濟局部過熱的又一重大舉措，如果說加息是臨時性的急救措施，那麼這次財政政策的轉變則是戰略性的。而討論清楚過去七年來宏觀政策實施的具體效果是很有必要的，這可以為我們以後的政策制定和體制改革提供借鑒。

歷時近七年的「一積極，一穩健」的宏觀政策

至1996年底我國的緊縮政策成功地將當時的高通貨膨脹降了下來，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加上1997年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經濟整體上陷入了通貨緊縮的狀態，在這種內外交困的環境下，中國政府於1998年毅然決定啟動積極的財政政策——這在建國以後尚屬第一次，同時伴以穩健的貨幣政策。至這次財政政策的調整，這一整體上積極的宏觀政策歷時近七年之久，前後能持續如此長時間的宏觀政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見的。

（一）積極財政政策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非常明顯

一方面，每年發行的長期建設國債投資大量的項目，直接增加了固定資產投資，拉動了經濟增長。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期間，中央政府每年發行1000億—1500億元的長期建設國債，僅從1998年至2004年7月間，累計發行9100億元。但財政的這種資本性支出的帶動作用更大。在中國，政府資金具有引導效應，比如政府上一個項目，銀行就爭著給貸款，這種「政府投資、銀行跟進」所形成的投資規模是相當驚人的。

從經濟學理論上來講，財政政策雖然能直接刺激投資，但往往因為存在一定的「擠出效應」而使其效果打折扣。這里要指出的是，由於特定的體制原因，中國這一時期的財政政策是幾乎沒有「擠出效應」的。

（二）「積極」的貨幣政策作用相當微弱

隨著積極財政政策的啟動，宏觀政策伴以穩健的貨幣政策。在相關部門看來，所謂穩健的貨幣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貨膨脹又能防止通貨緊縮的政策，即適中的貨幣政策。但從事後來看，我們的貨幣政策事實上是偏松的。主要原因倒不是我們名義上採行穩健的貨幣政策，而在實際操作時違其原意，即貨幣供應量仍加速增長（積極貨幣政策的最重要表現），相反，我們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期間，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加的並不是很快，相比之前20％以上（甚至30％左右）的年增幅，這些年M2的增幅一直穩定在15％以下，是名副其實的「穩健」；但近些年來我國的M2／GDP越來越大，尤其是1998年以後迅速增加，粗略估計當前為2左右，這在世界上都是罕見的。而且，中國人民銀行從1996年以來八次調低利率，其中1998年之後就有五次。

因此，從這些意義上講，我們的貨幣政策是「積極」的。而貨幣政策的作用無外乎表現在兩個方面，即隨著貨幣供應量的擴大，利率降低，於是居民消費增加，企業投資擴大，但從我國的實踐情況來看，這兩方面的刺激作用都是不明顯的。主要原因仍應從解釋超額貨幣入手，以下僅從兩方面給以粗略概述。

從貨幣需求的角度看。按凱恩斯的分法，貨幣需求可以分為交易需求、預防需求和投機需求。在一個經濟體中，交易需求的變化是不會很大的，無非是在經濟繁榮時大一點，蕭條時少一點，但並不會相差很大；但在預防需求和投機需求（二者之和與准貨幣相當）方面往往有大幅度的變化，我國的情況即是這樣的。

首先，貨幣的預防需求很大。預防性儲蓄在學界已經有了很多的討論，即處於轉軌時期的中國居民面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比如失業、未來養老以及子女教育等需要大量的支出，從而大量儲蓄，邊際消費傾向不斷降低，降息能促進的消費增加非常有限。

其次，很高的貨幣投機需求也許最值得我們注意。眾所周知，中國的股市歷來以投機盛行為其最重要特徵，民間的大量貨幣資金湧入股市，參與虛擬經濟活動，於是新增的貨幣就在證券交易保證金賬戶和企業、居民的活期存款賬戶之間來回運動。有學者估計，2001年進入股市的資金占當年M2的比例為26．32％，虛擬經濟對貨幣的吸收可見是非常驚人的。但由於絕大部分資金重於投機而非長遠投資，因此這部分進入股市的資金對實質性的生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而且，不僅眾多擁有儲蓄存款的居民參與投機，更嚴重的是許多企業本身也把許多生產性資金投資於股市。我們知道，適度的投機活動固然能活躍股票市場，從而利於實體經濟的發展，但過度的投機只能是一種零和博弈，甚至是負和博弈，它只不過是在投機者中間進行財富再分配的游戲罷了，不但對實質性的物質生產不會有直接的促進作用，還可能有大量的負面影響。

從信貸的角度看，信貸政策一直是緊縮性的。亞洲金融危機給了中國政府足夠的警示，於是央行對各商業銀行的信貸監管驟然嚴格起來，實施了貸款責任制，自此中國出現了信貸緊縮，自1995年金融體系開始出現的「存差」進一步擴大，至2003年已高達49059億元。雖然國有銀行的信貸結構隨著市場化的進程已有所改變，但並非實質性的。只不過是不再給劣等的國有企業放款，但質量好的大中型國有企業的資金仍非常富裕，而大量中小民營企業的貸款依然困難。由於大中型國有企業的資金一直是充裕的，所以降息對他們的貸款需求不會有太大的刺激，因此降息在這一特定體制下對投資的刺激作用也不明顯。

從以上兩方面可以看出，一方面經濟主體的貨幣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銀行信貸卻出現了萎縮，從而大量的資金沉澱在銀行中不能轉化為投資，即我們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最終使「積極」貨幣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以致從表面上看，中國已幾乎陷入了流動性陷阱。在這時再回頭看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問題，就非常明顯了。由於有大量資金沉澱在銀行體系中不能轉化為有效的投資，那麼增發國債就成為使這些資金通過購買國債而轉化為實際總需求的一部分的途徑，國債投資項目的銀行配套貸款和其他社會資金也具有同樣的性質，因此基本上沒有「擠出效應」。但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很小的「擠出效應」是在我國特定體制下的扭曲結果。

綜上所述，近七年間，我們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確起到了異常「積極」的作用，對保證特定時期的經濟增長具有非凡的意義；同時，雖然「積極」的貨幣政策並不如意，事後效果非常微弱，但「積極」的貨幣政策無疑為積極財政政策有效發揮作用提供了一個異常寬松的貨幣環境，這也是我國目前特定的國有企業體制和銀行體制下積極財政能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因此，中央決定改變積極的財政政策為穩健的財政政策無疑是明智的，因為過去的財政政策效果明顯，淡出也有利於有效抑制當前出現的局部經濟過熱。而且由於我們國家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央行在宏觀調控中使用貨幣政策的作用將依然非常有限，所以，財政政策還不能立即全部淡出，否則，經濟很可能導致衰退，重新陷入通縮。而這也恐怕是調整為「穩健」而非「緊縮」的真正原因。由此看來，由「積極」變為「穩健」可謂恰到好處。但中國經濟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長期性的，即便能做到控制短期的經濟波動，而這種特定體制下的經濟增長模式不能不讓人擔憂。

存在的問題：經濟增長模式仍不夠健康

從前面的詳細分析我們很明顯地能感受到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所存在的問題，那就是仍屬於「政府主導型」經濟，行政干預沒有減少反而有所增加，靠七年的積極宏觀政策才維持住了經濟的增長（其實是穩中有降），這些註定了其增長模式仍不夠健康。

正像有些學者指出的，我們的經濟在1997年以後發生了由資源約束型向需求約束型的轉變，但必須看到，這種進步還是相當有限的，原因在於需求約束還並非市場化的約束，尤其是在投資需求方面，主要是由政府命令下的信貸緊縮而致。且消費需求約束也正是在投資需求約束下形成的，特別是城鎮居民的消費需求。眾所周知，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經濟告別了短缺，城市居民的基本消費品和耐用品消費如彩電、冰箱、洗衣機等已基本飽和，開始轉向對高檔消費品如汽車和住房等的需求，但這些產品恰恰是市場供給不足的，尤其是個性化不足，而供給不足與信貸緊縮政策直接相關。同時，由於2003年遇上非典，信貸政策突然變得寬鬆起來，這立刻引發了鋼鐵、電力、水泥等原材料行業及房地產業的投資熱潮，直接導致了經濟的局部過熱。但這並非無緣無故的熱，而是多年被壓抑後的集中釋放，是由強烈的消費需求作為推動力量的必然結果。

另一方面，由於積極財政政策導致了大量國債項目上馬，銀行配套貸款大量參與，但這些項目的可行性和盈利性往往被論證得不夠或根本不被考慮。從而使這些年來中國經濟的整體投資質量不能不讓人擔憂。這些效果只能在相當長時間以後才能顯現出來。雖然短期內拉動了經濟增長，但對中國經濟的損害卻可能是長期的。

因此，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雖然有了一定的轉變，但我們現在就來評判其積極意義還為時尚早，相反，在我看來，其存在的問題並不比之前少太多，在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期間，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變得更加嚴重了，其並未從原來的直接干預到間接干預，再到逐步退出，而是又回到了直接干預的軌道上，即經濟增長模式不符合改革的進程。這顯然不是進步。因此，我們不應高估中國經濟發展模式進步的速度，必須加緊解決存在的問題，積極推進市場化進程，其中，利率的市場化是最為關鍵的一個。

努力方向：利率市場化最為關鍵

應該說，在市場經濟下干預（調控）經濟也是必須的，這對處於轉軌過程的中國來說更為重要。因此，我國當前不是要不要干預經濟的問題，而是我們還沒有形成有效的干預方式，即市場化的宏觀調控方式，而利率就是市場化調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正是我們目前特定的體制環境造成了央行在宏觀調控時的被動局面和行政干預的必然性。

在我們的利率沒有市場化的情況下，一旦經濟過熱來臨，央行可動用的手段和能力都極其有限，很難防止經濟的大幅波動。具體地說，官方利率並不能真實反映市場利率，相當多的時候偏離很大（如民間利率一直在10％以上，我們近幾年屢次降息，官方利率顯然大大低於民間利率，而民間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場利率，即真實利率，加上緊縮的信貸政策，從而導致大量資金的體外循環）。官方利率與市場利率偏離太大，一方面使央行對經濟的微調失效，比如兩者相差5個點，那麼你加減0．25或0．5個點是幾乎起不到作用的；這也可以解釋我國的經濟主體在表面上看起來對利率相對不敏感的原因。

另一方面，微調不起作用就會累積成大的經濟波動，而大的經濟波動來臨時央行更束手無策，因為那些手段用來微調時都不起作用，這時再動用那顯然更微不足道，於是，行政的力量必然又出現了，強制叫停項目，把經濟硬是降下來，從而進一步加大了未來的經濟波動。一來，我們的行政力量干預經濟是歷來都存在的，二來，從上面的分析看，行政干預也有必然性，否則經濟會出大問題，這顯然不利於穩定和發展。

利率未市場化和信貸歧視的最嚴重後果之一就是大量資金的體外循環，這不僅相應抬高了中小企業的投資成本，從而壓制了很多本應進行的投資（整體上看，中國的資金是充裕的），更重要的是這給中國的宏觀調控尤其是給央行調控經濟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困難，從而使行政力量對經濟的干預一直不能退出，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也就很難有實質性的改變。利率作為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價格之一，我們必須盡快在國內促使其市場化，為央行全面發揮有效的宏觀調控作用創造良好的環境，從而為經濟向更健康的市場化發展模式轉變奠定基礎。可喜的是，目前當局在放開貸款利率方面已有了實質性的動作
希望採納

『肆』 貨幣政策對經濟的影響

首先 你要知道貨幣政策都有什麼 最主要的就是調節利率 調節銀行存款准備金率 還有就是公開市場業務 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兩部分 財政政策主要是由財政部制定的 而貨幣政策是由央行制定的

通過這三種手段 可以控制市場上的貨幣流量：

如果提高存貸款利率 銀行就可以吸引市場上用於消費和投資的部分貨幣放到銀行存款吃利息 而由於貸款利率高 貸款買房買車投資的人也會減少 這樣就會減少市面上的貨幣流通量 反之 降低利率就會使人們把銀行里的存款掏出來消費 通俗一點就是說 央行通過升降存貸款利率可以調節人們用於儲蓄和用於消費或投資的比例

而調節存款准備金率 主要是指各個商業銀行 比如建行 交行 工行 中行 農行 民生……所有這些商業銀行必須將一部分存款存到自己在央行開立的賬戶里 也就是說留部分存款交給央行保管 如果以後遇到困難 比如出現銀行擠兌資金困難 央行會根據准備金存款額向商業銀行拆借款項 而如果提高准備金率則意味商業銀行要將更多的准備金交給央行保管 也就使市場上流通的貨幣減少了 而如果降低准備金率則起到相反作用

此外 公開市場業務就是指 央行通過發售和回購國債來達到控制貨幣流量的目的 如果央行發售國債 那麼會有人用自己閑置的錢去買國債 相當於國家作為債務人向他借款 用於項目建設、撥款等財政支出 這樣就使人們手裡的閑錢暫時進入了國家囊中 達到了緊縮銀根的目的 而如果通貨緊縮出現 也就是說市面上流通貨幣少了 那麼央行就可能通過回購國債 將錢還給大家 再刺激消費和投資

當然 如果通貨膨脹或者通貨緊縮達到了一定規模難以用以上方法控制 央行還有更加至關的方法 只是這種方法會帶來不良後果：

通貨膨脹如果到了貨幣大幅貶值、通貨膨脹率高達成百上千倍的時候 國家可以通過發行新貨幣 來達到抑制通脹的目的 比如 1000塊錢就貨幣兌換1塊錢新貨幣 不過這樣的方法吃虧的是老百姓 因為老百姓的財富縮水了 社會動盪不可避免

而如果通貨緊縮達到了一定程度 比如市面上完全見不到貨幣了 商品銷售不出去 庫存越來越多 央行可以印鈔 但是如果印得太多很可能會造成通貨膨脹 所以這樣的方法盡量不會用的

『伍』 近幾年我國貨幣政策及效果

隨著積極財政政策的啟動，宏觀政策伴以穩健的貨幣政策。在相關部門看來，所謂穩健的貨幣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貨膨脹又能防止通貨緊縮的政策，即適中的貨幣政策。但從事後來看，我們的貨幣政策事實上是偏松的。主要原因倒不是我們名義上採行穩健的貨幣政策，而在實際操作時違其原意，即貨幣供應量仍加速增長（積極貨幣政策的最重要表現），相反，我們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期間，廣義貨幣供應量（Ｍ２）增加的並不是很快，相比之前２０％以上（甚至３０％左右）的年增幅，這些年Ｍ２的增幅一直穩定在１５％以下，是名副其實的「穩健」；但近些年來我國的Ｍ２／ＧＤＰ越來越大，尤其是１９９８年以後迅速增加，粗略估計當前為２左右，這在世界上都是罕見的。而且，中國人民銀行從１９９６年以來八次調低利率，其中１９９８年之後就有五次。

因此，從這些意義上講，我們的貨幣政策是「積極」的。而貨幣政策的作用無外乎表現在兩個方面，即隨著貨幣供應量的擴大，利率降低，於是居民消費增加，企業投資擴大，但從我國的實踐情況來看，這兩方面的刺激作用都是不明顯的。主要原因仍應從解釋超額貨幣入手，以下僅從兩方面給以粗略概述。

從貨幣需求的角度看。按凱恩斯的分法，貨幣需求可以分為交易需求、預防需求和投機需求。在一個經濟體中，交易需求的變化是不會很大的，無非是在經濟繁榮時大一點，蕭條時少一點，但並不會相差很大；但在預防需求和投機需求（二者之和與准貨幣相當）方面往往有大幅度的變化，我國的情況即是這樣的。

首先，貨幣的預防需求很大。預防性儲蓄在學界已經有了很多的討論，即處於轉軌時期的中國居民面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比如失業、未來養老以及子女教育等需要大量的支出，從而大量儲蓄，邊際消費傾向不斷降低，降息能促進的消費增加非常有限。

其次，很高的貨幣投機需求也許最值得我們注意。眾所周知，中國的股市歷來以投機盛行為其最重要特徵，民間的大量貨幣資金湧入股市，參與虛擬經濟活動，於是新增的貨幣就在證券交易保證金賬戶和企業、居民的活期存款賬戶之間來回運動。有學者估計，２００１年進入股市的資金占當年Ｍ２的比例為２６．３２％，虛擬經濟對貨幣的吸收可見是非常驚人的。但由於絕大部分資金重於投機而非長遠投資，因此這部分進入股市的資金對實質性的生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而且，不僅眾多擁有儲蓄存款的居民參與投機，更嚴重的是許多企業本身也把許多生產性資金投資於股市。我們知道，適度的投機活動固然能活躍股票市場，從而利於實體經濟的發展，但過度的投機只能是一種零和博弈，甚至是負和博弈，它只不過是在投機者中間進行財富再分配的游戲罷了，不但對實質性的物質生產不會有直接的促進作用，還可能有大量的負面影響。

從信貸的角度看，信貸政策一直是緊縮性的。亞洲金融危機給了中國政府足夠的警示，於是央行對各商業銀行的信貸監管驟然嚴格起來，實施了貸款責任制，自此中國出現了信貸緊縮，自１９９５年金融體系開始出現的「存差」進一步擴大，至２００３年已高達４９０５９億元。雖然國有銀行的信貸結構隨著市場化的進程已有所改變，但並非實質性的。只不過是不再給劣等的國有企業放款，但質量好的大中型國有企業的資金仍非常富裕，而大量中小民營企業的貸款依然困難。由於大中型國有企業的資金一直是充裕的，所以降息對他們的貸款需求不會有太大的刺激，因此降息在這一特定體制下對投資的刺激作用也不明顯。

從以上兩方面可以看出，一方面經濟主體的貨幣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銀行信貸卻出現了萎縮，從而大量的資金沉澱在銀行中不能轉化為投資，即我們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最終使「積極」貨幣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以致從表面上看，中國已幾乎陷入了流動性陷阱。在這時再回頭看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問題，就非常明顯了。由於有大量資金沉澱在銀行體系中不能轉化為有效的投資，那麼增發國債就成為使這些資金通過購買國債而轉化為實際總需求的一部分的途徑，國債投資項目的銀行配套貸款和其他社會資金也具有同樣的性質，因此基本上沒有「擠出效應」。但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很小的「擠出效應」是在我國特定體制下的扭曲結果。

『陸』 目前我國實行的是穩健的貨幣政策嗎對我國進出口貿易有什麼影響

下面的網址是中國人民銀行的貨幣政策執行報告：

再給你一篇文章參考一下：

近七年我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效果評述
——兼評經濟增長模式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央決定將我國實施了近七年的積極財政政策轉變為穩健的財政政策，從而宏觀政策由「一積極，一穩健」轉變為「雙穩健」。這是繼去年10月29日央行做出加息決定後針對我國當前經濟局部過熱的又一重大舉措，如果說加息是臨時性的急救措施，那麼這次財政政策的轉變則是戰略性的。而討論清楚過去七年來宏觀政策實施的具體效果是很有必要的，這可以為我們以後的政策制定和體制改革提供借鑒。

歷時近七年的「一積極，一穩健」的宏觀政策

至1996年底我國的緊縮政策成功地將當時的高通貨膨脹降了下來，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加上1997年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經濟整體上陷入了通貨緊縮的狀態，在這種內外交困的環境下，中國政府於1998年毅然決定啟動積極的財政政策——這在建國以後尚屬第一次，同時伴以穩健的貨幣政策。至這次財政政策的調整，這一整體上積極的宏觀政策歷時近七年之久，前後能持續如此長時間的宏觀政策，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見的。

（一）積極財政政策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非常明顯

一方面，每年發行的長期建設國債投資大量的項目，直接增加了固定資產投資，拉動了經濟增長。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期間，中央政府每年發行1000億—1500億元的長期建設國債，僅從1998年至2004年7月間，累計發行9100億元。但財政的這種資本性支出的帶動作用更大。在中國，政府資金具有引導效應，比如政府上一個項目，銀行就爭著給貸款，這種「政府投資、銀行跟進」所形成的投資規模是相當驚人的。

從經濟學理論上來講，財政政策雖然能直接刺激投資，但往往因為存在一定的「擠出效應」而使其效果打折扣。這里要指出的是，由於特定的體制原因，中國這一時期的財政政策是幾乎沒有「擠出效應」的。

（二）「積極」的貨幣政策作用相當微弱

隨著積極財政政策的啟動，宏觀政策伴以穩健的貨幣政策。在相關部門看來，所謂穩健的貨幣政策是既能防止通貨膨脹又能防止通貨緊縮的政策，即適中的貨幣政策。但從事後來看，我們的貨幣政策事實上是偏松的。主要原因倒不是我們名義上採行穩健的貨幣政策，而在實際操作時違其原意，即貨幣供應量仍加速增長（積極貨幣政策的最重要表現），相反，我們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期間，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加的並不是很快，相比之前20％以上（甚至30％左右）的年增幅，這些年M2的增幅一直穩定在15％以下，是名副其實的「穩健」；但近些年來我國的M2／GDP越來越大，尤其是1998年以後迅速增加，粗略估計當前為2左右，這在世界上都是罕見的。而且，中國人民銀行從1996年以來八次調低利率，其中1998年之後就有五次。

因此，從這些意義上講，我們的貨幣政策是「積極」的。而貨幣政策的作用無外乎表現在兩個方面，即隨著貨幣供應量的擴大，利率降低，於是居民消費增加，企業投資擴大，但從我國的實踐情況來看，這兩方面的刺激作用都是不明顯的。主要原因仍應從解釋超額貨幣入手，以下僅從兩方面給以粗略概述。

從貨幣需求的角度看。按凱恩斯的分法，貨幣需求可以分為交易需求、預防需求和投機需求。在一個經濟體中，交易需求的變化是不會很大的，無非是在經濟繁榮時大一點，蕭條時少一點，但並不會相差很大；但在預防需求和投機需求（二者之和與准貨幣相當）方面往往有大幅度的變化，我國的情況即是這樣的。

首先，貨幣的預防需求很大。預防性儲蓄在學界已經有了很多的討論，即處於轉軌時期的中國居民面臨的不確定性大大增加，比如失業、未來養老以及子女教育等需要大量的支出，從而大量儲蓄，邊際消費傾向不斷降低，降息能促進的消費增加非常有限。

其次，很高的貨幣投機需求也許最值得我們注意。眾所周知，中國的股市歷來以投機盛行為其最重要特徵，民間的大量貨幣資金湧入股市，參與虛擬經濟活動，於是新增的貨幣就在證券交易保證金賬戶和企業、居民的活期存款賬戶之間來回運動。有學者估計，2001年進入股市的資金占當年M2的比例為26．32％，虛擬經濟對貨幣的吸收可見是非常驚人的。但由於絕大部分資金重於投機而非長遠投資，因此這部分進入股市的資金對實質性的生產所起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而且，不僅眾多擁有儲蓄存款的居民參與投機，更嚴重的是許多企業本身也把許多生產性資金投資於股市。我們知道，適度的投機活動固然能活躍股票市場，從而利於實體經濟的發展，但過度的投機只能是一種零和博弈，甚至是負和博弈，它只不過是在投機者中間進行財富再分配的游戲罷了，不但對實質性的物質生產不會有直接的促進作用，還可能有大量的負面影響。

從信貸的角度看，信貸政策一直是緊縮性的。亞洲金融危機給了中國政府足夠的警示，於是央行對各商業銀行的信貸監管驟然嚴格起來，實施了貸款責任制，自此中國出現了信貸緊縮，自1995年金融體系開始出現的「存差」進一步擴大，至2003年已高達49059億元。雖然國有銀行的信貸結構隨著市場化的進程已有所改變，但並非實質性的。只不過是不再給劣等的國有企業放款，但質量好的大中型國有企業的資金仍非常富裕，而大量中小民營企業的貸款依然困難。由於大中型國有企業的資金一直是充裕的，所以降息對他們的貸款需求不會有太大的刺激，因此降息在這一特定體制下對投資的刺激作用也不明顯。

從以上兩方面可以看出，一方面經濟主體的貨幣需求量一直居高不下，另一方面銀行信貸卻出現了萎縮，從而大量的資金沉澱在銀行中不能轉化為投資，即我們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最終使「積極」貨幣政策效果大打折扣，以致從表面上看，中國已幾乎陷入了流動性陷阱。在這時再回頭看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問題，就非常明顯了。由於有大量資金沉澱在銀行體系中不能轉化為有效的投資，那麼增發國債就成為使這些資金通過購買國債而轉化為實際總需求的一部分的途徑，國債投資項目的銀行配套貸款和其他社會資金也具有同樣的性質，因此基本上沒有「擠出效應」。但必須指出的是，這種很小的「擠出效應」是在我國特定體制下的扭曲結果。

綜上所述，近七年間，我們的積極財政政策的確起到了異常「積極」的作用，對保證特定時期的經濟增長具有非凡的意義；同時，雖然「積極」的貨幣政策並不如意，事後效果非常微弱，但「積極」的貨幣政策無疑為積極財政政策有效發揮作用提供了一個異常寬松的貨幣環境，這也是我國目前特定的國有企業體制和銀行體制下積極財政能發揮作用的必要條件。因此，中央決定改變積極的財政政策為穩健的財政政策無疑是明智的，因為過去的財政政策效果明顯，淡出也有利於有效抑制當前出現的局部經濟過熱。而且由於我們國家利率尚未完全市場化，央行在宏觀調控中使用貨幣政策的作用將依然非常有限，所以，財政政策還不能立即全部淡出，否則，經濟很可能導致衰退，重新陷入通縮。而這也恐怕是調整為「穩健」而非「緊縮」的真正原因。由此看來，由「積極」變為「穩健」可謂恰到好處。但中國經濟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長期性的，即便能做到控制短期的經濟波動，而這種特定體制下的經濟增長模式不能不讓人擔憂。

存在的問題：經濟增長模式仍不夠健康

從前面的詳細分析我們很明顯地能感受到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所存在的問題，那就是仍屬於「政府主導型」經濟，行政干預沒有減少反而有所增加，靠七年的積極宏觀政策才維持住了經濟的增長（其實是穩中有降），這些註定了其增長模式仍不夠健康。

正像有些學者指出的，我們的經濟在1997年以後發生了由資源約束型向需求約束型的轉變，但必須看到，這種進步還是相當有限的，原因在於需求約束還並非市場化的約束，尤其是在投資需求方面，主要是由政府命令下的信貸緊縮而致。且消費需求約束也正是在投資需求約束下形成的，特別是城鎮居民的消費需求。眾所周知，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經濟告別了短缺，城市居民的基本消費品和耐用品消費如彩電、冰箱、洗衣機等已基本飽和，開始轉向對高檔消費品如汽車和住房等的需求，但這些產品恰恰是市場供給不足的，尤其是個性化不足，而供給不足與信貸緊縮政策直接相關。同時，由於2003年遇上非典，信貸政策突然變得寬鬆起來，這立刻引發了鋼鐵、電力、水泥等原材料行業及房地產業的投資熱潮，直接導致了經濟的局部過熱。但這並非無緣無故的熱，而是多年被壓抑後的集中釋放，是由強烈的消費需求作為推動力量的必然結果。

另一方面，由於積極財政政策導致了大量國債項目上馬，銀行配套貸款大量參與，但這些項目的可行性和盈利性往往被論證得不夠或根本不被考慮。從而使這些年來中國經濟的整體投資質量不能不讓人擔憂。這些效果只能在相當長時間以後才能顯現出來。雖然短期內拉動了經濟增長，但對中國經濟的損害卻可能是長期的。

因此，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雖然有了一定的轉變，但我們現在就來評判其積極意義還為時尚早，相反，在我看來，其存在的問題並不比之前少太多，在積極財政政策實施期間，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變得更加嚴重了，其並未從原來的直接干預到間接干預，再到逐步退出，而是又回到了直接干預的軌道上，即經濟增長模式不符合改革的進程。這顯然不是進步。因此，我們不應高估中國經濟發展模式進步的速度，必須加緊解決存在的問題，積極推進市場化進程，其中，利率的市場化是最為關鍵的一個。

努力方向：利率市場化最為關鍵

應該說，在市場經濟下干預（調控）經濟也是必須的，這對處於轉軌過程的中國來說更為重要。因此，我國當前不是要不要干預經濟的問題，而是我們還沒有形成有效的干預方式，即市場化的宏觀調控方式，而利率就是市場化調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正是我們目前特定的體制環境造成了央行在宏觀調控時的被動局面和行政干預的必然性。

在我們的利率沒有市場化的情況下，一旦經濟過熱來臨，央行可動用的手段和能力都極其有限，很難防止經濟的大幅波動。具體地說，官方利率並不能真實反映市場利率，相當多的時候偏離很大（如民間利率一直在10％以上，我們近幾年屢次降息，官方利率顯然大大低於民間利率，而民間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場利率，即真實利率，加上緊縮的信貸政策，從而導致大量資金的體外循環）。官方利率與市場利率偏離太大，一方面使央行對經濟的微調失效，比如兩者相差5個點，那麼你加減0．25或0．5個點是幾乎起不到作用的；這也可以解釋我國的經濟主體在表面上看起來對利率相對不敏感的原因。

另一方面，微調不起作用就會累積成大的經濟波動，而大的經濟波動來臨時央行更束手無策，因為那些手段用來微調時都不起作用，這時再動用那顯然更微不足道，於是，行政的力量必然又出現了，強制叫停項目，把經濟硬是降下來，從而進一步加大了未來的經濟波動。一來，我們的行政力量干預經濟是歷來都存在的，二來，從上面的分析看，行政干預也有必然性，否則經濟會出大問題，這顯然不利於穩定和發展。

利率未市場化和信貸歧視的最嚴重後果之一就是大量資金的體外循環，這不僅相應抬高了中小企業的投資成本，從而壓制了很多本應進行的投資（整體上看，中國的資金是充裕的），更重要的是這給中國的宏觀調控尤其是給央行調控經濟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困難，從而使行政力量對經濟的干預一直不能退出，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也就很難有實質性的改變。利率作為市場經濟中最重要的價格之一，我們必須盡快在國內促使其市場化，為央行全面發揮有效的宏觀調控作用創造良好的環境，從而為經濟向更健康的市場化發展模式轉變奠定基礎。可喜的是，目前當局在放開貸款利率方面已有了實質性的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