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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高度發展的宋元時期的經濟與文化

宋元文化
燦爛的宋元文化，可見宋元文化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特殊地位。它上承隋唐、下啟明清，以自己鮮明的時代特色和獨特的風格創造了中華文明史上又一個文化高峰。本課主要介紹了宋元時期的科技成就，向學生展現了我國古代的重大科技發明和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的傑出貢獻。

本課的重點：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指南針和火葯的應用及向世界的傳播。上述發明和造紙術的發明，統稱為四大發明，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1)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隋唐時期出現雕版印刷，但它畢竟費工費時，且不經濟，印刷術的改進創新成為發展的必然趨勢。北宋的畢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解決了上述問題，大大促進了文化的傳播和發展，並逐漸傳至世界各地。(2)指南針的應用與傳播。早在戰國時期，我國人民就製成了「司南」；北宋時，隨著人工造磁法的掌握，人們用磁針指南製成了指南針；也是在北宋，指南針開始應用於航海事業，成為一種准確可靠的導航儀器；南宋時，指南針經阿拉伯人傳至歐洲，為後來歐洲航海家的環球航行和發現美洲提供了重要的條件。(3)火葯的應用和傳播。它是我國古代煉丹家發明的，唐朝末年開始應用於軍事上，宋元時期廣泛應用於戰爭，13、14世紀火葯和火葯武器傳入阿拉伯和歐洲。(4)造紙術、活字印刷術、指南針、火葯的發明和傳播，反映了我國古代科技的領先地位，是我國成為世界文明古國的重要標志，是中華民族對人類文明進步所作出的巨大貢獻。

歷史上每一次較大的政治動亂，伴隨而來的是移民潮的興起。西晉永嘉之亂，形成了第一次中原人口南遷高潮；唐末五代戰亂，再次把大批北方人推向南方；北宋靖康之難及宋室南渡，掀起了更大規模的移民高潮。

湖南境內很早以來就是移民的落腳地之一，特別是隋唐幾百年間，湖南經濟得到較大程度的開發，湘中、湘北地區開始成為較為發達的經濟區，北方移民往往就寓居在這樣的地方。五代時有廖氏家族遷到湖南衡山，宋代「西北士大夫遭靖康之難，多挈家南寓武陵。」到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每逢一朝代交替之際，流寓湖湘的士人、家族總是不絕如縷，促使湖湘地區的人口結構、教育結構和社會經濟結構不斷發生變化。

宋元是我國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宋代商品經濟發達盛於歷代，行省制度始於元代，城市商業化已成定局；北宋前期，政治較為穩定，但卻一直潛伏著「積貧積弱」的危機，一方面社會經濟發展，一方面國力不支，面對北方遼金等游牧民族政權的攻擊束手無策。於是，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變革思潮迭起，先後有仁宗時的慶歷新政，神宗時的王安石變法，企圖挽救北宋王朝日益加深的危機，但最終都以失敗告終。宋徽宗時蔡京等奸臣亂政，政治黑暗，民不聊生。l126年（欽宗靖康二年），在強大的金軍的攻擊下，徽、欽二宗被俘，生存了100多年的北宋王朝終於在金軍的鐵蹄下覆亡。緊接著，康王趙構宣布即位，建立南宋，遷都臨安（今杭州）。

北方廣大淪陷區的人民不堪金朝貴族的統治和民族壓迫，紛紛舉起了反抗大旗，有的被迫舉家舉族遷移，湧向南方，歸於南宋。南宋之際，湖南地區相對北方來說，雖然破壞較小，但在潰兵、土匪的騷擾下，損失仍然慘重。突出表現在人口銳減，戶數已由l102年（北宋崇寧元年）的l19萬減少到l162年（南宋紹興三十二年）的96萬。李綱在紹興（l131一l162）年間曾作詩記述湖南當時的情況：

「億昔湖南全盛日，郡邑鄉村盡充實。連年兵火人煙稀，田野荊榛氣蕭瑟……上戶逃移下戶死，人口凋零十無八。」

地廣人稀的湖南地區正是北方移民的好去所。據史載，「靖康之難」迫使北方千百萬人離開家園，南下尋求新的住所、新的生活，出現了「中原士民扶攜南渡幾千萬人」的悲壯景象。這批人大多流寓在「有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的荊湖、兩浙等地。湖南的洞庭湖區、湘江中下游等平原、河谷地帶，土地廣袤肥沃，農業生產條件優越，因此這些地區更成為北方移民理想的移居地。像前引《夷堅志》載西北士大夫多攜家南寓武陵就是證明。以潭州為中心的湘中地區，五代以來已完全奠定了其在湖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和交通中心的地位，因此也吸引著大批北方移民，成為移民聚居區。

南宋初，湖南地區人口銳減，到l162年（紹興三十二年）僅96萬戶，但60年後即1223年（南宋嘉定十六年）湖南的戶數達到125萬余戶，是湖南在兩宋文獻記載中的最高數額。在這幾十年中，湖南戶數大幅度地增長，其中湖濱諸州如潭州增長最多。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除了由於政局趨於穩定，農業生產得以恢復和發展，使人口自然增殖外，北方人口大量遷入，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就宋代的社會歷史條件看，勞動人口的增長對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促進作用。這是因為宋初接唐末五代殘破之餘，南宋又接兩宋之際大規模的戰亂，局面依然是地曠人稀、亟待開發。據《宋史·食貨志》記載，宋代墾田數，976年（太宗開寶九年）為295.232萬頃60畝，1021年（真宗天禧五年）達到524.7584萬頃。40多年間，墾田面積增長了近80%。與此同時，人口增長更快，1021年全國人戶為867.7677萬戶，比976年的309.0504萬戶增長了180%。可見，墾田同戶口是一樣不斷增長的，勞動人口的大幅度增長是推動墾田面積擴大的最根本因素。

湖南的情況也是如此。由於人口大量增加，促使荒田的開墾和生產的發展。據記載：宋真宗以前，湖南地區近水良田悉已開墾，而水力不及之處，則大多荒蕪。後來官府提倡種植山田，農民從湖北買回粟米種植，「由是山田悉墾」。999年（咸平二年）李允則知潭州時，「湖湘之地，下田藝稻穀，高因水力不及，一委之榛莽」。允則果斷廢除「潭州三稅」，即馬氏楚國之地稅，潘美之屋稅、牛稅，並作出規定，賦租「並納粟米、桿草」，鼓勵開墾山地種植粟米等旱類作物。自此，「湖南無荒田，粟米妙天下」。

南宋中原人口的到來，對湖南和以潭州為中心的湘中經濟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兩宋交替之際的潭州一帶，十室九空，極目灰燼，「有屋無壁」，經濟亟待恢復。人口的增長正好滿足了這種需要。中原人口南遷對湖南和湘中經濟發展影響最大的是稻、麥兩作制的推廣。麥原來以北方為主要栽培區，唐至北宋逐漸推廣到江南，但真正發展起來則是在南宋。因為北方人口大量南下，帶來了麵食習慣，一時間對小麥的需求量迅速上升，價格上揚，刺激了湖南農村種麥的積極性。加上宋政府歷來倡導南北糧食品種交叉種植以備荒災之年，勸南方各州廣種二麥，也加速了麥的推廣。如 l172年（乾道七年），江西、湖南災傷，百姓缺糧，朝廷詔令「逐路監司守臣勸諭人戶廣種二麥，以備水旱」。史載：「建炎（l127年）以後，江浙、湖湘、閩、廣西北流寓之人遍滿。紹興初，麥一斛至萬二干錢，農獲其利，倍於種稻，而細戶輸租，只有秋課，而種麥之利獨歸客戶。於是竟種春稼，極目不減淮北。」

中原人口南遷，勞動力增加，對促進當時湘中經濟的發展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當時就有有識之士指出這一點。紹興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說，荊湖、江南與兩浙有大批良田無人可耕，地有遺利，而中原南渡之人，人有餘力。如果「使流寓失業之人，田荒閑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可以資中興」。